到我毕业离开牛津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比我见多识广。战争结束时，牛津成了一个各种观点和经验的交汇地，这让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有些自我封闭，不擅交际，因为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不安。我仍然坚持在家乡格兰瑟姆时的习惯，独自散步走很长的路，绕着基督教堂的草坪，穿越大学的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者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和静思的乐趣。不久，我就开始体味到在牛津生活的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所以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也许并不奇怪，这也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学习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和参加茶会。母亲也会给我寄些糕点，周六的早晨，我还到牛津北部的“糕点厂”外面排队为周日买些茶点，通常要等候一个小时左右。我还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节目可不光是合唱，实际内容要广泛得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谢尔登尼安剧院演出《马太受难曲》，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我们还唱过《伊戈尔王子》，康斯坦·兰伯特的《大河》以及霍尔斯特的《耶稣赞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而不是演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尔在埃尔加的《杰隆提亚斯之梦》中的演唱。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的娱乐活动的节奏也加快了。八人艇划船比赛又恢复了，我也去河边观看过比赛。就在这段时间，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以前我只尝过雪利酒，但并不喜欢，现在还是不喜欢）。我还第一次抽了烟，同样也不太喜欢，虽然我知道如果接着抽下去的话会品出点味道来的。我决定不抽烟，而是用省下来的钱每天去买《泰晤士报》。我第一次参加校庆舞会，像歌中唱的女孩儿那样彻夜跳舞。我在校剧场和新剧院观看契诃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当时正在上演克里斯托弗·弗赖的一些早期作品）。我还观看过牛津大学戏剧团的一部精彩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最新的风流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部戏的内容了，其中部分原因是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与生活中的肯尼斯·泰南没什么两样，要把二者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在牛津的大学生活本来还可以更丰富多彩一些，但我的零花钱很少，而且要不是我的导师——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给我发一些数量不多的助学金，我可能就会入不敷出了。另外，一些教育贷款也帮了我的忙。如果当时我愿意承诺毕业以后从教的话，我也会进一步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没有从教的愿望，我当时确信（现在仍然确信）要做一个好的老师需要一种天生的才能，而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这种才能的。实际上，１９４４年夏天，我还真的在格兰瑟姆镇上的一所学校里教过一个假期的理科，并且挣够了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自行车当时在格兰瑟姆镇算是奢侈品了，但在牛津则几乎是必需品。就在我在格兰瑟姆那所学校教课期间，巴黎解放了。学校的校长召集全校大会，宣布巴黎重获自由了，并告诉我们勇敢的抵抗运动的战士如何起义，帮助盟军抗击德国占领军，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很明显，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我也不再为没有能够为赢得战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感到那么内疚了；与所有英国人民一样，我也为法国抵抗运动能够为法国挽回荣誉和尊严而感到欣喜。也许那时我们把抵抗运动存在的普遍性说得有些夸大其辞了——我们中间流传着类似这样的故事，说德国士兵走进咖啡馆时，里面的顾客会轻轻敲击杯子，用莫尔斯电码敲击出字母“Ｖ”，以此代表胜利——当然，我们深信不疑的一点是，每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渴望自由。
此后我就开始埋头努力学习了。学院真是幸运，拥有多萝西·霍奇金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天才的教师：他当时致力于Ｘ光晶体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霍奇金夫人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后来为发现盘尼西林——第一种抗菌素——的分子结构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她也因此获得了１９６４年的诺贝尔奖（盘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学之前两年发现的，并在位于萨默维尔学院附近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里做了早期实验）。在第四年，也就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在多萝西·霍奇金的指导下，我与一位到英国来避难的德国科学家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简单的蛋白质短杆菌肽Ｂ，这是我修完第二部分化学课程必须完成的研究项目。在宇宙俱乐部和科学俱乐部里，我也遇到了其他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也听过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讲座，其中就包括Ｊ·Ｄ·伯纳尔。与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一样，他的政治观点也相当左倾，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入师生之间的专业研究关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