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牛津大学时，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新生通常是在过米迦勒节时在十月份的阴沉和薄雾中迈入校门的。校园里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最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们宏大的规模而不是其精美的建筑特色。一切都显得冷冰冰的，而且有种奇怪的令人生畏的感觉。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
在隆冬季节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赶到了萨默维尔学院来参加牛津的入学考试。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在即将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里多走走看看，更不用说整个牛津大学了。我很想家，对即将开始的第一个学期也感到惴惴不安。事实上，萨默维尔学院总是给人以惊奇。许多不留心的路人根本不知道萨默维尔学院就在这里，因为就其外部结构来说，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它是朴实无华了。但是院子里边却豁然开朗，有一大片非常漂亮的绿地，四周的建筑遥相呼应。头两年我住在学校里，从较新的房子搬到旧一些的房子里去。不久之后，我在屋里挂起了一两张照片，再摆上一个花瓶，后来又从格兰瑟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才多少感觉房间是属于我的了。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就和两个朋友在沃顿街合租公寓住了。
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但牛津大学及其萨默维尔学院也受到了战争的很大影响。虽然有一家发动机厂就在考利，那里后来还成了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道为什么，牛津一直没有遭到轰炸。不过，像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大学也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从１９４４年就开始实行“半灯火管制”了），而且也深受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玻璃窗上涂了色，外面还加装了木板。另外还准备了许多固定的大贮水罐以供救火时使用，位于伍德斯托克路旁的萨默维尔东院里就有一个。配给我们的东西大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虽然学院食堂的饭菜单调乏味，但我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并不多，我还能剩下一点餐券去买些果酱和其他的东西。这种简朴的生活也为我的健康和体型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好处，因为我喝茶的时候不再往里加糖了——虽然是在许多年以后，我才放弃了喜好甜食的习惯，不再喝加糖的咖啡了（其实在牛津时也并没有许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热水也有严格的限制。例如，浴缸里的水不得超过五英寸深——在浴缸里大约五英寸深的地方画了一圈标记线——我当然也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尽管在我们家，洁净与虔诚之间的关系可不是开玩笑的小事。那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过抱怨，毕竟，我们还都算是幸运儿。
另外，虽然我不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我的一个堂兄到伦敦上过大学——但我却是罗伯茨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并且我知道，不管父母在这件事上多么的低调，但他们肯定也为我能上牛津而极其自豪。入学前，我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还远不及我的很多同龄人，但我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大学，如果我真的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是我始终奋斗的目标，我不会降格以求。我们“本地的”诺丁汉大学也是一所相当出色的学校，特别是它的理科系，而且如果我去那儿上学，我还能住得离我家、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近得多，但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那儿上大学。牛津大学吸引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的学院体系设置——这种体系至今对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学划分为多个学院，另外还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生的生活都集中在学院内（吃饭、住宿都在校内，还要上许多辅导课）和其他的一些机构里——比如教堂和社团——这些机构又多少都有它们自己的生活。作为一名理科生，我的生活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不太一样，更多的时间是在大学的一些学院和设施里度过的，比如化学实验室。上大学的经历让我日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要想让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就应该鼓励他去融入规模不大、充满人情的各种小团体中，而不应把他丢在缺乏人情的海洋里随波逐流。
战争对大学生活的“感觉”影响很大，最明显的表现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年龄上只要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程度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后来，从１９４４年开始，牛津的气氛有了些变化，因为那些年龄稍长的军人因伤病退役后又回到了学校，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学时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学习一个完整学位的课程。他们的经历比我们要丰富得多。正如吉卜林在《学者》中描述的那样，那些在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年轻的海军军官们：
他们曾经驾舰远征，年轻的他们阅历丰富，但他们宁愿忘记大多数的记忆；
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找回快乐的自己，而全世界都欠他们的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