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吉卜林的作品。他于１９３６年１月逝世。但一接触到吉卜林的作品，我就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着了迷，常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吉卜林的书作为圣诞礼物。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能够让儿童了解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实际上是带他们进入许多更广阔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工作、英国的历史以及动物王国。像我后来接触到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吉卜林的作品也让我了解到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浪漫生活。到这时，我的阅读所涉猎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有时也会显露出来。我至今仍记得曾写过一篇关于吉卜林的文章，我在文中使用了“乡愁”这个词，于是便有人指责我是从哪本书上抄袭来的。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气得火冒三丈，其实那个词我用得很自然，并不是有意抄袭。
从亨廷塔尔路小学毕业后，我就读于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学校在镇子的另一边，可我中午还是回家吃饭，因为在家吃饭比在学校要节省一些，这样我每天来回要走四英里远的路。我们的校服是鲜艳的淡蓝色，所以人们都说我们是“穿蓝校服的女生”（当伦敦卡姆登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争期间撤到格兰瑟姆时，人们称她们是“穿绿校服的女生”）。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威廉斯小姐，她身材娇小，为人正直，头发是灰白色。她在１９１０年创建了这所学校并自任校长，还为学校订了一些规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学业怎样，在四个学年中都必须学习家政。我上学的时候，看到她虽然不动声色，但却很有权威，学校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她决定。那时我非常欣赏她在重要场合才穿的特殊套装，例如，每年的校庆或者颁奖典礼。在这些场合，她会穿上漂亮的丝绸套装，剪裁合体，做工很细，看上去极为端庄高雅。但同时她又很讲究实际，她告诫我们说，如果花同样多的钱，宁可买质量上乘的棉制品，也不要买质量差的丝绸衣物。“如果买一件剪裁合体的毛料大衣更合算一些，那就永远不要去买一件太便宜的毛皮大衣。”需要坚持的一条原则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来选取较好的质量。
我们的老师都很有敬业精神，全镇人也都非常尊敬她们。学校不大——只有三百五十名女生——学生和老师们基本上都相互认识。女生们一般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家人从事的职业则相当广泛，有的在城镇，有的在农村。我最亲密的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商，她就是每天从大约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来这儿上学的。我有时也到她家里小住，她的父母也像我父母一样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多受些教育。他们会带着我们俩到野外散步，教我们辨认各种野花，以及各种小鸟和它们的叫声。
我们的历史老师是哈丁小姐，她讲课特别引人入胜，我也从她的课中得到一些启发，但遗憾的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充分地发展。多年以后，我在担任首相时曾踏上加利波利这个悲剧性的战场，那时我的耳边又清晰地回响起了她当时讲述达达尼尔战役时的情景。
但是毫无疑问，在学校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化学老师凯小姐，这也让我后来下决心专修化学。即使是在战前，攻读理科的女孩也很常见——至少在女校中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在科学上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原子的裂变和塑料的研究开发等，对这些进展的报道更增添了我对自然科学天生的热爱。很明显，科学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而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另外，我知道自己必须独立谋生，所以学习理科看来也是一条令人激动的道路。
我父亲十三岁就辍学了，所以他下决心要在我身上加以补偿，于是便支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诺丁汉大学定期在格兰瑟姆举行有关时事和国际问题的“扩展”讲座，我们俩就一起去听。讲座结束后会留一段时间让听众提问，我和其他人总是踊跃参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驻在当地的英国皇家空军一位名叫米林顿的中校的提问。后来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此人在一次补选中从丘吉尔的政党联合中为联邦党——一个代表中产阶级的左翼反对党——夺取了在切姆斯福德选区的席位。
父母对我的学习情况非常关心，作业必须按时完成，即使是星期天晚上也不例外。战争期间，在卡姆登学校的女生撤退到格兰瑟姆后，学校的课程安排实行倒班制，因此本来要参加宗教活动的周末也被利用来上课了。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的，非常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就立即给我补课。直到现在，惠特曼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父亲还鼓励我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父亲那时还订了一份名叫《希伯特》的哲学杂志，尽管我努力了，但仍然很难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