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所有主要的景点。我在特拉法加广场喂鸽子，我还坐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害怕的经历；我参观了动物园，在那里骑了大象，还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一点可能预示着我以后与舰队街的关系。牛津街让我很失望，比我想像中宽阔的城市大道要狭窄得多；我还到圣保罗教堂去朝圣，约翰·卫斯理皈依基督教的那天上午曾在这里做祷告；当然，议会和大本钟是肯定要去的，这些地方确实名不虚传。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哈罗德·威尔逊年轻时那样有预见性，并没有在唐宁街十号门前照相留念。
伦敦之行中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快乐，但最为高兴的还是第一次参观位于路易沙姆的卡特福德剧院。在那里，我们观看了西格蒙德·龙伯格的著名音乐剧《沙漠之歌》。在观看演出的三个小时中，我完全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像剧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被勇敢的红色幽灵带走了。我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剧，我购买了它的乐谱在家里弹奏，不知道弹了多少次了。
伦敦真是让我难以割舍，而斯金纳夫妇也是如此。他们对我那么好，热情的款待让我想起了塔里兰的话：生活是多么的甜蜜。
我们的宗教并不仅仅包括音乐和社交方面的内容，在知识方面也富有启发性。传教士们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在我们镇上，卫理公会教徒以及不信奉国教的其他新教徒在政治上一般都有些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在组织１９３５年的“和平投票”时，格兰瑟姆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徒们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向选民们散发长长的调查问卷，并且后来据此宣布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和平”。这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感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无据可考，但是我们罗伯茨一家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国家没有及时地重整军备从而阻止并最终打败独裁者，和平投票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上，我们家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属于少数派。我们的朋友斯金纳牧师是和平投票的热情支持者。他是最善良而又最圣洁的人，多年以后他还为我和丹尼斯在伦敦的卫斯理教堂主持了婚礼。但是，个人的品德并不能代替政治上的固有观点。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去教堂听讲道，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有一个公理会的牧师蔡尔德应邀到格兰瑟姆布道，他向我清楚地阐述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理念：不管父亲（和母亲）有什么罪过，都不应该因此而迁怒于他们的子女。我至今仍记得他曾谴责法利赛派，因为他们把非婚生育的孩子都视为“非法私生子”。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是私生子，所以，听了蔡尔德牧师的布道后，我们也都因为自己对这些孩子另眼相看而感到内疚。时代不同了，我们也应当为这些孩子摘掉私生子的坏名声，对他们的父母也应如此——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有更多无人照管的穷孩子。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以便把基督教的仁爱与制定合情合理的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
战争爆发后，死亡好像离每个人都更近了，因此布道和祈祷也就更有意义了。就在不列颠之战之后的一次布道中，这位牧师说：“总是要由少数人来拯救大多数人。”而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就是这些少数人。另一次布道的主题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历史表明，只有那些在深重危难之际出生的人才能够应付下一次重大的危机。这体现了上帝仁慈的天意，不管目前的情况多么艰难，对未来都要持有乐观的态度。这些在教堂里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在我们家里也确实得到了忠实的再现。
勤奋也是我们家强调的品行之一。我们家的人从来都不懒散——一方面，懒散确是一种罪过；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活要干；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本来就是勤快人。我前面曾提到过，只要店里忙，我随时都会下去帮忙。同时，我还向母亲学到了另外一点：尽管她每天都要在柜台后面站那么长时间，但她仍然能把家务做得很好，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战前我们家有一位女佣人，后来还请了一个女工，每周隔两三天来帮我们打扫一次房间，但大部分的家务还是我母亲自己做，而且，那时家里的家务当然要比现代家庭要多得多。她还教我怎样正确地熨烫男衬衫而不会把上面的刺绣烫坏。她把又大又平的熨斗放在火上烧热，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只需把大约像六便士的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涂在熨斗上，这样烫出的亚麻衣物效果就会特别好。上中学时我们学校还开了家政课，这在当时的确很不寻常。我们要学各种家政——从正确的洗衣方法到管理家庭财务，这样在家务事上我就能帮上更多的忙了。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家不仅每天、每周都要打扫，而且每年春季还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为的是把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弄干净，连地毯都要揭起来拍打拍打。家里的红木家具都是母亲在拍卖行举行拍卖时买回来的，质量很好，我们要先用温水兑上醋把它们擦洗干净，然后再上光。同时，我们也趁着每年春天的这次大扫除来盘点店里的存货，所以这段时间通常会忙得喘不过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