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船漂向东方，另一条船却驶向西方，
吹动它们的是同一阵风；
但却是船上的帆，而不是风，
决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尔考克斯
再如：
伟人们取得并维持的成就，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同行者还在熟睡时，
他们已在深夜里艰难地攀登了。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不知道是因为从小就接触到了《毕比年刊》还是出于天性，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诗歌。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十岁时在格兰瑟姆举行的威尔士诗歌音乐比赛年会上，我就朗诵了诗歌并获了奖（我朗诵了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照耀下的苹果》和沃尔特·德拉梅尔的《旅行者》）。不久之后的一天，我去一个顾客家里取杂货定货单，当我在门口叫门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一本弥尔顿的诗集，这个人可能知道诗歌对我是多么的重要。这本书我一直保留至今。在战争的头几年，我常随一个表演队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演出，朗诵《牛津英国诗集》中的诗歌——这本书我也是至今带在身边。当然，卫理公会也为我提供了一些卫斯理的赞美诗，也是非常优美的宗教诗歌。
宗教活动在格兰瑟姆非常活跃，而且，在泛基督主义之前，各派之间互视对方为竞争对手。镇上有三个卫理公会的小教堂，还有圣伍尔夫拉姆英国圣公会教堂——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个教堂的高度在英格兰排名第六——还有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在孩子们看来，天主教徒的生活很开心的时间好像最多。我非常嫉妒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女孩，她们在第一次参加圣餐会的时候就可以穿上镶着漂亮缎带的白色礼服，手里还提着一篮子花。相比之下，卫理公会的教徒们的穿戴就要简朴得多，如果谁穿一件带缎带的衣服，一个年老的教友就会摇着头警告说，这是“向罗马迈出了第一步”。
卫理公会教徒虽然不穿带缎带的衣服，但他们的生活也远不像今天人们想像的那么枯燥无味。这个教派非常重视宗教的社会性和音乐，虽然说方式可能相当严肃，但是这两点就足以让我享受生活的乐趣了。到了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教友经常会来我们家一起吃冷餐，有时我们也到他们家去吃。我非常喜欢听大人们说话，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泛，远远超出宗教或者格兰瑟姆发生的新鲜事，而是包括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卫理公会教强调的克制导致了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教徒们在吃饭方面很愿意花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吃得好点”是人们挂在口边的一句话，许多社会活动都是围绕着茶会或者晚餐会开展的。教堂也经常组织活动，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高兴，或者是出于各种目的而搞的募捐活动。
坦率地说，在卫理公会的各种活动中，音乐是我最喜欢的。在主日学校举办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们还要唱专门的赞美诗。我总是期待着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几个星期的排练。我们教堂的合唱队尤为出色，每隔一年我们都要演出一场清唱剧。上演的节目有汉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纪》或门德尔松的《以利亚》。我们还专门从伦敦请来专业的歌唱家来演唱最难的独唱部分。但是，让我体验最深的是严格的训练和练习能够开发出潜在的音乐天赋。我们家也参加了一个音乐社团，一年要举行三到四次小型的音乐会。
我们家也算是一个音乐世家了。从五岁时起，父母就安排我去学钢琴，我母亲自己也弹钢琴。实际上，我弹得还不错。并且，幸运的是，我有非常棒的老师，还在当地举办的音乐会上多次获过奖。另外，我用的那架钢琴还是我在北安普敦的伯祖父约翰·罗伯茨制作的呢。他还制作教堂用的管风琴。在他家的花园里，有一个像洞穴一样的谷仓式的建筑，里面放了两架他自己制作的钢琴。十岁时我去看望他，让我激动异常的是，他还允许我在其中的一架琴上弹奏。但是，让我感到伤心的是，十六岁时为了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不得不停了音乐课。更让我觉得遗憾的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但不管怎样，那时候我们在家里开晚会时总是由我来弹奏钢琴，而父亲（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低音）和母亲（她是女低音）以及朋友们有时也会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和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
童年时代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事也许是到伦敦旅行了。那年我十二岁，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看下乘火车抵达了王十字车站。我们家的两个要好的朋友斯金纳牧师夫妇到车站来接我，之后我在伦敦的日子也是由他们来照料。伦敦给我的第一印象真是太深刻了：王十字车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群拥挤的山洞，而城市的其他部分也令人眼花缭乱，不愧为一个商业和帝国的首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也是在伦敦，他们中有的还穿着印度和非洲传统的民族服装。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都让我兴奋不已。伦敦的建筑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很多建筑都被烟熏黑了，所以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和庄严，这也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