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贡院大街家家户户又都照旧挂出了过年的灯笼，灯笼们在黑冷的夜幕里大睁着血红的眼睛。时务学堂门前的两只石狮子，背后的对联也照旧还是老式的句子。多年以后，蔡锷用一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的视角，去回顾那段充满激情但又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无法回避当时的张皇和先天不足的困境。即使在长沙这样维新呼声极高的城市，由于变法诏令过于繁杂，也很多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没多久，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一个浓烈的强国梦，就这样在百日之内迅速地夭折了。
变法失败带给蔡锷这一代人一种独特的宿命，那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乃至于对整个人生的绝望；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之后在他们短暂的一生里，他们虽然还在左冲右突，却一生都难以摆脱看不清前路的绝望。
百日维新后，一夜之间熟悉的生活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时务学堂的总监谭嗣同被杀、恩师梁启超流亡日本，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
蔡锷和十几名同学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院方听说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害怕受牵连，拒绝录取。不得已，蔡锷又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道蔡锷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当时乘坐的，也是这艘“山东丸”号。
他的两个湖南老乡这时走到他的身边。长沙人黄兴在性格上，则属于另一类人——他大大咧咧，豪爽仗义，性情如火如荼。他敢于抨击时政，在学子中威信颇高。他就像一座资源丰富的矿山，宝藏多得别人不来开采就憋得难受。因此他敞开胸怀，经常是一副招兵买马的模样，吆喝着让人们都前来享受。
而湘潭人杨度，则永远是那样稳重斯文。他原是湖南大名士王湘绮的门人，从小就有才子之名。戊戌维新后，清廷开经济特科，他入京应试，又考取了第一等第二名，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昌两湖书院。不久，就以其学识文章、诗词歌赋名播湘鄂。
他二人今年一同考取了湖北省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搭乘上海至横滨的轮船东渡日本留学。
自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乱京之后，国内要求变革之声日高。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吴玉章曾有诗咏道：“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女情。”秋瑾也有诗道此盛景：“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