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白墙灰瓦，所有的檐柱、梁椽都不上漆着色，除去做工精细之外，一切唯求朴素清淡。坐在书案之侧，推窗所见是几株高过屋檐遮天蔽日的浓绿的芭蕉。但这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学堂。从早到晚，学堂总是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省城衙门里的抚台、臬台、学台，时常到学堂里来授课，南来北往路过长沙的官员、关心国事的商贾百姓，也纷纷前来参观，一时间这块安静的求学之地，成了各界人士议政的中心。当然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本意，他主持时务学堂，就是要把这里变成宣传维新思想，培育维新人才的基地。
想到梁启超，蔡锷的心里泛过一丝暖意。梁先生的教学方式很是与众不同，正正规规的讲课时间不多，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他主要是通过批阅其作业来启发思维。那年的梁启超也还只有二十六岁，思维敏锐，精力饱满；他要求学员每五天交一份札记，内容不限，大至对朝廷政令、各种动向的议论，也可以是关于身边琐事的观感和心得。他对每个学员的每篇札记都悉心批阅，批语动辄数百上千言。有时他给蔡锷的批语，往往要比蔡锷写的札记还要长。
蔡锷是学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据说，也是头脑最聪睿的一位——十几岁的年龄，他和学堂里的其他师生们一样，有着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以及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
在这样一个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学堂里，他聆听了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和熊希龄等近代大贤激进的改革言论。这个童心未泯的少年，是如何慢慢有了慷慨志士的担待？蔡锷一生所作所为，和时务学堂的求学生涯有多大的关联？这些问题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一番中国近代最高水准的教育历程，对于蔡锷的精神启蒙而言，一定是弥足珍贵的。
往事如海，涌动着跨岁月的波浪，倏忽在蔡锷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这个年轻人开始用一道尚未完全成熟的目光，疑惑地打量着这个古老的帝国。此时的大清王朝，仍旧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中：新与旧的因素并存，传统与开放互相抗争；守旧的力量仍然顽固而强大；但毕竟变革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长江，来自西方列强的轮船军舰川流不息；在上海，外滩的西方银行接二连三地出现；中国军事学堂成立了，开始用印刷出来的西方科学教材训练年轻军官；电报得到了应用，各地大臣们的奏折在各省和军机处之间飞快地传递；在文化思想界，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的小册子，也开始在读书人的手中流传……
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一些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农村中，教育模式几乎丝毫不变，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