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你长期以来对经济分析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关注，你的论文《概率以及效用度量的尝试》（Probability and the Attempt to Measure Utility）和《效用、偏好以及概率》（Utility，Preference，and Probability）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主要通道。沿着这条路线你发表了《认股证定价的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 of Warrant Pricing），《关于风险分摊的好处的一般证明》（General Proof of That Diversification Pays），《基于动态随机规划的终生财产组合的选择方法》（Life 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by Dynamic Stochastic Programming）和《以均值、方差、及更高阶的权值表述的财产最优组合分析的基本近似定理》（the Fundamental Approximation Theorem of Portfolio Analysis in Terms of Means，Variances，and Higher Moments）。这些论文标志着你对金融理论发展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贡献，它们至少为后来者当中的，因为金融理论贡献获得1997年诺贝尔奖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指明了方向，使其能够最终建立现代金融工具的动态随机过程分析模型。后者为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支持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金融革命提供了理性基础。
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贡献，仅仅构成你那许多卷著作的一个相当有限的部分。而那五卷本的文集还没有包括你最近的著作，例如我最近读到的，你1992年发表在西尔顿编辑的纪念哈桑尼的那本文集（Rational Interaction）里，反思经济学与热力学关系的文章。在经济学家里面流传着一则没有得到确证的故事：在你博士论文答辩快要结束时，你的导师熊比特转过脸去问你的另一位导师莱昂节夫，“怎么样，瓦西里，我们通过了吗？”（汪注：英文是“well，Wassily，have we passed？”导师们觉得这次答辩简直就是考老师而不是考学生。）
在这样冗长的导言之后，萨缪尔森教授，我希望向你请教下列的问题：
问题一
你曾经写道：“在这个专业化时代，我有时觉得我是经济学里最后一个博学家了。”
你是否看到了“知识的分割”在未来世纪所带来的某种危险或对人类心智全面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你是否同意为了获取新的知识，人们必须首先分析性地（而不是综合地）对待现象形态？就这样一个“分析 - 综合”的问题，你将对未来世纪社会科学，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提出哪些建议？
问题二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你的学术工作已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的那一方面。你是否也愿意或者关注当代经济分析的“社会性”那一方面呢？对你的中国读者，你是否愿意对经济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最终定位给出某种预测？更广义而言，由于你已经将经济学塑造成了“综合”学科（也指他的学派的名称“新古典综合”），你是否会建议做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所谓一切科学，一切社会科学，一切人文学科的“宏伟综合”？或者，你根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综合”，你认为这就学术的实质而言是不可能的，并且就你所抱持的道德判断而言是错误的？
问题三
90年代以来，你最关注和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你认为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和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四
过去十几年里，关于工业组织、企业以及一般地，关于生产的经济理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主要由于制度分析以及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然而，各种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来没有能够在形式化方面达到可以与你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建立的那套框架相比的程度。根据你的深思熟虑，根据你的广博学识，根据你在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长期经验，并且注意到在制度分析中有许多因素（例如“意识形态”在诺斯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是难以定量化的，你认为制度经济学家们是否可能获得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呢？如果你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么你觉得哪一种数学工具在这方面最有潜力？
问题五
你曾经为许多决策机构咨询，你积极参与了公共事务（例如反通货膨胀的辩论）。在后冷战时期工业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公共事务里，儿童教育一直受到公众日益增长的关注。你是否愿意就此提出见解，讨论你认为与此最直接相关的那些问题？
问题六
在你为一本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书写的前言里，你列举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在科学领域里曾经有过不少被诺贝尔委员会大大忽略了的重要发现，并且类似的忽略将来仍然会有。这是极可以理解的，因为极大的不确定性存在于科学发现过程本身，也存在于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了的“知识分割”的社会。在我看来，只有作者本人有充分信息来评价自己的工作。就你所发表过的那许多科学论文而言，你是否能够向我们推荐其中的一篇、两篇、或者三篇，作为你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呢？
萨缪尔森教授的答复
我曾惯于说我是经济学领域里的博学家，因为这个领域已经变得如此专门化，人们只能专注于狭隘的研究课题上。我曾一直试图跟上所有题目的进展，但到了我……也许六十多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可能继续跟踪在所有这些题目上取得的进展了。这样，在我已经接近九旬的今天我不再认为自己在各个领域都是“大师”了。我也不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尝试做这样的博学家，因为最大的优势仍然来自劳动分工。不过，最好是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有能力将对最复杂的数学技巧，计量理论，以及统计学方面的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具备对现实世界的良好判断力，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晚年的阿瑟·奥肯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同时具有伟大学者的智慧和具有例如瓦尔特·海勒那样的实践眼光。同时，他还关注着，至少我也是如此关注着，经济学的伦理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