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伦理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局限于实证经济学领域了。当我把我在大约十五年的期间里为《新闻周刊》写的那些评论文章找出来放在一起读的时候……那大约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为联储局撰写论文同时，我把这些东西叫做“带有一颗温暖的心的经济学（Economics with a Warm Heart）”。注意，我不认为一个人为了要有温暖的心，就把他的大脑变成“海绵头”。你无法像证明欧几里德平面的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或二加二等于四那样证明任何一个伦理学立场优于另一个伦理学立场。但这为发展中经济的社会里的经济学教育带来了问题，当发展中社会在发展的时候，它常常被发达社会的各种模式所包围着，于是有些学生就被这些发达社会里发展起来的高度技术性的经济学所吸引，例如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们去哈佛大学、MIT以及剑桥等等名校拿到模式学位，回到日本以后，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发展为高度技术性的模型。但是这些东西无法写在新闻刊物和报纸上，无法让大众以及政府官员们理解。所以他们说的话没有人愿意听，这样他们学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呢？我一直认为9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在宏观经济上自我管理最糟糕的国家，那里的宏观经济管理简直就是毫无希望。那里的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相比，具有最丰厚的资源，不像南韩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政府在财政资源上受到严重的限制从而它们既成就不了什么事情也犯不了大错误。日本的官吏阶层……也许是世界上国家色彩最严重的官吏……你有内阁，有总统，有政党，同时有官僚阶层，后者应当受到前者的制约。当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也有权利极大的官吏阶层，但他们毕竟要受政治家的统治。类似地，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或财长等等官吏，他们不是国王，他们是公众选举的政治家们的咨询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日本官僚集团这样握有权柄的阶层。
日本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中国从一个传统集权国家向着民主多元发展的时候，如何控制它的政府的庞大官僚阶层的权力？如何建立一套协调机制来结合政治家们的广泛而有远见的头脑与技术官僚的精巧管理方式？这个问题，就我所知，在日本，能够影响政治家决策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我发现下面的现象有些悖论性质：我们多年来最好的政府顾问们，他们同时也是最好的理论家，精通历史、数学、经济思想等等。也有例外，有些人，例如罗拉尔。德布鲁，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数理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足以使他获得这个奖励……他就从来不就政府政策问题发言，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那方面不是强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例如詹姆斯·托宾，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例如在宏观理论，统计理论，微观理论，货币理论，他同时还极富创造力地与瓦尔特·海勒合作，后者具有极强的应用头脑。他们两人在肯尼迪当政的60年代为内阁咨询，做出巨大的贡献;又例如一流学者索罗，莫迪格里雅尼，等等，为社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同时又是眼光尖锐的学者，可以迅速判断和指出例如欧洲政府在哪些方面做错了等等。所以，我认为的理想状况是这两类人才（在公共政策事务上）的结合体。
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些年以来，我变得越来越“eclectic”（汪注：没有合适的中文译法，涵义是：不问主义和立场，只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就拿来为我所用，可以看做是“实用主义”哲学，但后者的英文是pragmaticism）。我从前的老师哈伯勒……我记得有一次去拜访他时我对他说：你惹的这些麻烦都是因为你太“eclectic”。他反过来对我说：“保罗（萨缪尔森的名字），你怎么知道大自然不是eclectic呢？”这样我就想了想，他是对的。因为经济学从来不是精确科学，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恪守一些永远不变的教条式原则呢？我们曾经修正了李嘉图、马歇尔等等大师们的理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今天的理论明天就不会得到修正。所以我的信仰是，你必须如同大自然那样“eclectic”但是不要比大自然更加“eclectic”。否则就完全没有原则了。没有任何原则立场，你就什么都相信，你相信任何事情都会发生，那样怎么你的“理论”在哪儿呢？（汪注：“理论”应当具有限定性。）
我还总结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在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之间没有冲突。历史是真实体验并且是已经被决定了的（汪注：已经发生了的），而理论必须是手制的经验模型。虽然，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受到极大的局限性，我们无法进行如实验室那样精确的实验。我们充其量只有一些时间序列数据和跨部门数据。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些简单而管用的理论。我不相信那些庞大而精巧的模型会有多少用处，它们的高度复杂和精巧会使它们变得几乎无用或者因降低研究工作的效率而抵消了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
我不相信在科学上有什么“一个伟人”，在这个分工的时代里。分工除了专业化外，还带给我们其他的好处。例如我们可以听取别人的见解，知道我们是否犯了错误，我们往往自己难以察觉错误，而同行们可以帮助我们，他们站的角度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确定性……（汪注：我完全不清楚他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他总是自言自语。）我很幸运，我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到了非常扎实的经济理论，那些教育是如此优秀以致我后来必须花费很长时间让我自己认识到其中的一些不管用的东西。现在那里仍然有许多优秀人物，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你知道，那意味着他们总会有一些结果的……你知道，这是我个人长期的经验：一般而言，当经济学处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时，要想纠正它，不是依靠外来的什么新学派，而是必须等待从经济学传统内部产生出来的伟大人物，他们可以将经济学带回正确的轨道上。那些从外部来的对经济学所犯错误的批评，固然有用，但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们不了解经济学内部的那些精致的结构。（汪注：这是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不是后来的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思想。尽管我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