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秘书的疏忽，萨缪尔森教授没有预先看到我的问题。秘书终于找到我一个月以前发来的传真，交给教授。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教授要求先读完我的传真。然后，他看着我的问卷随想随说。所以我的采访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但他后来也给了我提问的机会。为了读者能够看得懂他的谈话，我把我6月7日发给萨缪尔森的传真信作为“附件”，但放在他的谈话前面。
1998年６月７日给萨缪尔森教授的信
尊敬的萨缪尔森教授：
我非常感谢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下面的导言是我为中国读者写的。请你就其中任何不妥当之处提出批评。你对导言以及下面的问题的批评将同你对问题的回答同等重要。
萨缪尔森教授，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瑞典银行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你在1970年获得该项荣誉使你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理论经济学家，比另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希克斯获得该奖早两年。希克斯1939年发表的《价值与资本》，与你194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被认为是开创了当代经济学正规化的两篇“大师作品”，而你们两人则被尊为战后在微观经济学里面振兴“后瓦尔拉”学派和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振兴“后凯恩斯综合”学派的奠基者。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报告中提到，二次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经济学的正规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首先是196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欧洲经济学家，丁伯根和弗里西，他们在经验数据分析和动态建模方面做出了贡献;其次是你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汪注：关于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评价，萨缪尔森教授表示应当更正，见下文他的谈话。）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你1966年至1986年间发表过的著作（这些著作被辑为五卷发表），那么第一个印象将是你研究领域的如此广泛，经济学只是这许多领域中的一个，你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显著地推进了人类在该领域里的理解。第二个印象，也是我将主要讨论的，是你的研究兴趣和你所发表的著作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可以叫做“时间模式”的密切联系，这一联系同时还与当代人类社会的演进密切相关。关于后面这一点，即你的研究兴趣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展开，请允许我引述当年代表诺贝尔委员会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价的雅瑟。林德贝克教授的发言：“……你（指萨缪尔森）已经在事实上为过去几十年内的几代经济学家确立了他们思考的模式。可是不论你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多么高度的抽象，你在你的作品里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现实世界里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现在我可以讨论表现在你的作品中的时间模式了：首先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你的两篇论文《纯粹资本理论的一些特征》（Some Aspects of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关于效用的度量的一个笔记》（A Note on Measurement of Utility），它们都发表于1937年，你当时22岁。四年以后，你又在创立局部均衡分析的经济学语言方面做出了带有根本重要性的贡献（语言是思维的形式），那就是你的论文《均衡的稳定性：比较静态分析和比较动态分析》（the Stability of Equilibrium：Comparative Statics and Dynamics）。
在我看来1941～1945战争期间你获得了许多时间来重新解释你二十多岁时发表的那些论文从而使世人更容易理解。这导致了《经济分析基础》和著名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一版（名为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的发表（分别发表于1947年和1948年）。这两本书将新的语言带给了经济学。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战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其实开始于你战前写的那些论文以及你战争期间服役于国家资源计划署等公共部门所获得的重要体验。
你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兴趣导致了你的论文《用已显现偏好描述的消费理论》（Consumption Theory in Terms of Revealed Preference）的发表，当时你35岁。也是在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独立发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定理——要素价格趋同定理（《国际贸易以及要素价格的趋同》（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再论国际要素价格趋同定理》（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作为你对一般均衡分析的贡献，你发表了论文《要素与商品在一般均衡下的价格》（Prices of Factors and Goods in General Equilibrium），当时你38岁。同年你又在动态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同样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贡献，那就是你的论文《定常规模收益下的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 Under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你在四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以及稍后发表的专门向经济学家解释你的这篇文章的文章《公共开支理论的图形表示》（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彻底改变了公共财政理论分析的方向。
接下来发生的，是被叫做“两个剑桥之争”的资本理论论战。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解决战后重建工业社会时人们面临着的那些重要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而你在战争期间就关注着这些问题，通过你在各种全国性公共机构里担任的咨询工作，其中包括联邦储备局和国家财政部的顾问工作，以及肯尼迪总统（和他在做参议员期间）的经济事务顾问。在这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理论论战中，你对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理论，规划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货币与利息理论，变分法在资本积累动态过程中的应用，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