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妈没给我报学校的美术班是因为她认为我的“涂鸦”相当有水平，怕老师教技巧，淹没了我的“原生态”，她给我报了“书法”班，她说胳膊练出了力气，写字画画都错不了，可惜我的不能坚持，半途而废了。我们的美术老师叫张红红，我妈说她是个不可多见的好老师，她未能替我抓住这个机会很遗憾，张老师现在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但是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能跟她学画是个幸运的事儿。
我的小学还有一位好老师，一位上了年纪的音乐老师，由于她的教学方法，我们班的合唱在北京市每每获奖，那一年的秋天，我妈又接我们全班到她承包的地里“跳丰收舞”，那一天同学们可高兴了，全班分为三个小队进行劳动比赛——剥玉米，干了不一会，饭熟了，叫大家吃饭，同学们都百般不乐意地说：求求你了，阿姨再让我们干一会儿吧……
吃完了饭，妈妈说叫他们去给自己的妈妈挖红薯带回家去，每人一个塑料袋儿。
很久没下雨了，地里挺干的，同学们互相帮助，挖了不少红薯，不久家长们的意见反馈回来了说：这是一生中最甜的红薯！
那一天的主题班会还有一项内容：我妈利用门前的凉台拴了一根长杆，挂上一块布充作舞台，我们表演了自己的节目，当我们班四个声部无伴奏合声响起时，村里的农民搬梯子爬上墙头，看我们演出，盛况空前。
我母亲她那一辈人都有过共同经历，她是下乡插队的“共和国同龄人”，她有打不开的农村情节，所以退休后跑到农村包地务农，才有了我丰富多彩的城乡两地生活。
一开始我很讨厌住乡下，起码交通和信息都受到了局限，我还因此跟我妈发过脾气，但是几年过去后，我就习惯了在田野里和狗一起奔跑，在鱼塘里游泳，用大柴锅做饭的味道，就是用煤气灶做不出来！心也渐渐沉静了，甚至性格都有了些变化。
我跟我爸在玉米地里干活儿，都不穿上衣，光着膀子，那时你才会觉得是个爷们儿，就会对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吹冷气有些不“感冒”了。
我和我的同龄人不同的是我是在两个时代的边缘长大的，接触了一点儿农耕文化，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生活不会总是风和日丽的，我认为问题出在了初中：初中我仍上私立学校，但是换了一个教育系统“公办”的“私立”学校，（听上去有些别扭）学校的硬件也很完美，但是“应试教育”的幽灵在校园中徘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不正当竞争”了，比如我同一宿舍的同学，会鼓励我在考试前玩游戏机，甚至拉着我玩个“对抗赛”，但是晚上他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复习功课，我是在羊群中长大的，是在“不让一个孩子受委屈”的老师的卵翼下孵出来的小鸡，在班上开始有些掉队了，从天堂掉到地狱的落差更大，摔得更疼，又缺乏咬牙吃苦的锻炼，很容易采取放弃，一点一点地退步，一点一点地失守，自己没有信心，人际关系也处理不好，越来越烦躁，甚至疑神疑鬼的，总觉得有同学和自己过不去，有时还嫉妒别人，很分心，也不快活，直到考高中的成绩不理想，进不了重点中学。
据说我爸爸妈妈之间有过一次研讨：妈妈问爸爸，孩子是在羊群中成长快，还是在狼群中成长快？爸爸说：当然是狼群。妈妈说：这是你说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豺狼计划”的起因。
而我就这样一下子被抛到了西方的遥远的“狼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