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一粒种子，被青鸟和云朵带到了武周山下。
擦燃火柴，闪耀光芒
文/蒋峰
截止到明年十月，大师已经二十年没有推出能再次令人敬重的作品了。十几年里他都无法避免地被介绍为“《二分之三》的作者”或者是“那个写出《二分之三》的人”。时间已经证明《二分之三》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永恒的经典。到那时人们也会记得，他有时不免悲哀地想，“那个写出《二分之三》的人”也只写出这本巨著。
夏天的一次聚会上有个年轻人向他暗示了这一点，没有比这再委婉的忠告了。那个年轻人说：“凭着那部传世之作，您可以此生都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几个作家附和了他这一说法。之后他们继续高谈文学、艺术，以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高谈着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大师第一次感觉到一丝落寞，尽管他从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即使到现在他以为他们也只是作家。大师只有一个，不管他的才华耗尽与否，可骨子里的关怀没有变，单凭这一点关怀，再加上已有的成功作品，他就无愧于大师的荣誉。
他是如此的自我，以至于他常常对朋友自嘲自己已经自信到自大的地步。但他相信这只是自信，几十年来他都是这么认为的。“至少自我膨胀”，他猜想，“还不是我当前这个状态”。秋末他给友人写信时还提到这件事，他求友人告诉他，起码在对方的眼里，自己是不是真到膨胀到了自大的地步。他把信寄给魏宁，那是他臆想中的朋友，因其《二分之三》里细致的刻画在十几年前就被喻为华语最出色的文学人物之一。他知道没必要守在家里等回信，他选择出外旅游来放松心情。然而他终于发现自己老了，除了整天窝在宾馆睡觉已无任何激情去游山玩水。意外的是他到家时收到魏宁的来信。空荡的信纸中央只有一句话，简短而确凿：“你没有变，你还是你。”他抱着来信一天之内就索回了以前那么多被偷走的信心。虽然他知道，这八个字是在四川托一个宾馆服务生写下的。
躺在藤椅上他算了算，三十岁之前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做杂役，写《二分之三》，再花两年的光阴等待成功，为了能成为职业作家，可以毫无所累地写作。二十年里他写了十几个短篇故事却篇篇幸运地被几家文学杂志让来让去最终发表在《故事会》；他写了六个长篇却被批评为三流电视剧的流水账脚本。由此他成就了肥皂剧皇帝罗伟，那几年整天下午的讨论剧本令他羞愧自己居然为赚钱与这种人粘在一起。后来这种人也因肺癌病故了。在罗伟的追悼会上他转变了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再差的导演也比成不了大师的作家强，”他在墓前手持鲜花想，“就像花总是比草值钱。”
罗伟拍了大师的五部作品。生前大师始终没有将《二分之三》毁在罗伟手里。最后一部长篇他没有来得及拍，似乎是出于忠心，大师收回了《白色流淌一片》的拍摄权，没有再给年轻导演什么机会。
“或许是该认真地做一次忏悔，”他坐在桌前写道，“我曾做错太多事情，多到我已没有精心去专心做一件好事。”他的笔尖停了停，在后面加了个括号，“写一本好书。”十几年断断续续写那六部长篇故事，不管批评界的威力有多大，他内心总有个声音告诉他写这些垃圾不过是工作的一种，就好比他拿出同样的时间做买卖上班一样，他还有个比《二分之三》更严肃的长篇在脑子里呢。可是真奇怪，第六本书出版的那天他开始察觉心中那个严肃长篇的文学都流到那本书里了，他的才华被偷走了。
第二个春天四位立志写作的年轻人来拜访了他。他们环坐在大师的身前聆听经典是什么。“文学的经典。”他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觉得像我的《二分之三》翻译为十三国文字赚二十二种币纸的钱就是经典吗？”他语气有些激动地反问。答案是摇头，而出乎他所料，两男两女像军人一般整齐地点了点头。“稍等一下。”大师起身将他们丢在客厅，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或许需要个管家，”倚在被上他想，“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些文学流氓撵走。”四个人在客厅候了三十分钟后，呼喊起大师。之后还是发生了令人尴尬的事情，赶来的警察将门踹开时看见大师站在阳台装作老年痴呆一般敲着额头道：“噢，我记忆越来越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