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竖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下之来共同奋斗。正如鲁迅所预料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终于因为鲜明的政治色彩遭到了野蛮的压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所有的发起人，鲁迅被宣布为"堕落文人"。反动派声言要捕杀发起人，刀光剑影又一次在鲁迅眼前闪动，他只好离家避难，暂时寄寓在内山完造家里的假三层楼上。每隔三两天，许广平就会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这时小海婴已经半岁了，长得胖胖的，活泼可爱，鲁迅见了真是高兴。
尽管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鲁迅的心境却是充实的。他斗志不减，依然日夜不辍地译书撰文。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次参加政治团体的行动，是在向社会表明：他的政治归宿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他已公开地站到中国共产党这面火焰般的鲜红旗帜下。
伟大的鲁迅具有高尚的政治操守，他一旦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便无比坚贞。他怀着圣洁的情感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决不在危险中退却。当有人劝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他坚定地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直到他逝世前不久，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鲁迅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鲁迅，打算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希望预先得到他的"谅解"，妄图以此软化鲁迅。鲁迅却蔑视这种诱惑，断然地回答说："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它去的。"
这一年2月，鲁迅在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还参加筹备党领导下的另一个重要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29年下半年，创造社的一部分同志已经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开始对鲁迅表示尊重。这一年秋季，当时的地下党也感到必须调解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以共同对付还很庞大的敌人。于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富春找了阳翰笙，中宣部干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找了冯雪峰，开始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李富春对阳翰笙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展开论战，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鲁迅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李富春还说，中央也有这个意见，认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团结鲁迅。阳翰笙当时马上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这之后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了有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冯雪峰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李富春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党的决定，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便决定派冯乃超、夏衍、柔石、冯雪峰去找鲁迅，向鲁迅表示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创造社、太阳社方面，并说明党过问了这件事。这之后，党中央又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团体。潘汉年把这个意见告诉冯雪峰，让他与鲁迅商量，说团体名称暂拟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否妥当，"左翼"两字用不用，也都取决于鲁迅，如果鲁迅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鲁迅听说要成立这么一个团体，非常高兴，欣然表示赞成。对于"左翼"二字，他想了想，也觉得还是用的好，这样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这之前，原先创造社一些同志到鲁迅家里，去研究成立左联事宜的时候，鲁迅也是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而谈，善意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对他们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