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稿有一百多页，《奔流》是容不下的，只能出单行本。鲁迅原先想交给上海书局出版，但书局并不太热心，而且常常变化难测，鲁迅恐怕交稿之后，如石沉大海，便作罢了。他又想自行印刷，先印出一千本给大家看看。决定之后，就把自己的打算与孙用商量，并亲自与书店接洽，当时书商都图谋重利，见到这个无名之辈的作品，都不感兴趣。鲁迅先是介绍到小说月报社，然而似要非要，碰到不软不硬的钉子后，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却是干脆拒绝，于是满身晦气，仍然回到鲁迅手里，伴着鲁迅枯坐，流离，最后鲁迅才找到湖风书店，算有了个着落。在与书店的接洽过程中，鲁迅一面又帮助年轻的译者校改译文，在校改中鲁迅对于专有名词的音译或仅通行一地的方言，以及不顺口的单字和短语，都作了重要的改正。为了保证译稿的质量，鲁迅还一字一句地参照1878年约翰·施采尼尔(J．schnitrer)的德译本校改，中肯地指出译文的错处，这样认真的编校，竟反复进行了五次，修改的地方有四十九处之多。为了这部童话诗在中国得以更广泛的流行，鲁迅还亲自委托在德国的友人，转托匈牙利留学生，买一本画册，以作插图之用。他得不到答复，又提议译者委托在匈牙利的世界语会员帮助搜集有关的插图。在鲁迅倡议下，孙用写信去匈牙利，过了不久，《勇敢的约翰》的世界语译者考罗奇果然寄来了十二幅大型图画，附有裴多菲像一张。鲁迅得悉后，高兴极了，他和孙用一起分享着这种创作的快乐。
为了介绍这部讴歌匈牙利人民的诗篇，鲁迅从1929年11月6日至1931年11月8日，费了两年的时间，其间他与孙用来往通信达二十一封，与书店及有关人员的接洽书信共十二封。其中鲁迅复孙用的第十封信，这样写着：十一月二十七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采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 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ǒfi（裴多菲)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 鲁迅在自己"倒楣"受压迫的时候，仍然为一个很少人注意的无名译者的译文，耗费这样多的心血。在中国文化田地上，这样无言耕耘的牛，是多么感人和令人钦敬呵。他确实是：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觉自己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来到上海的两年中，鲁迅正是把自己的心血一滴一滴地献给那些想为中国做点事业的青年，他虽然劳累，但他感到文艺事业在后人身上扎根，心里是快活的。唯一使他感到痛惜的是不少有抱负的文艺青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1929年，匆匆早逝的是青年美术家陶元庆。
1929年，陶元庆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教画，没想到，这一年的8月10日，鲁迅却从许钦文那里得到他去世的消息，这使鲁迅悲痛了很久。
鲁迅认识陶元庆是在1924年。这年年底，鲁迅从许钦文那里，看到他所创作的《苦闷》，激赏不已。以后就通过许钦文和陶元庆认识，并请陶元庆给《苦闷的象征》作封面。那时陶元庆才三十二岁，但封面设计很有创新精神。此次他给鲁迅的译书设计，特别认真，他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以图案画来作此书的封面，为中国新文艺书籍的封面设计闯开新路。他把握了全书的灵魂之后，便画了一个象征着"人间苦"的图案，构思十分新颖：一个半裸体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而她的舌头却被钢叉尖叉着。使人看了想到许多。想得很远。鲁迅喜欢这个抓住原书灵魂的富有诗意的设计，因而更加喜欢这位书籍装帧的设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