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衙门式的官办学堂，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当时清政府认为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因此聘请了几个英国的下级军官当教员，并且一星期有四天的英语课。鲁迅所以会在广阔的中国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当管轮班的监督。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鲁迅称周椒生为庆爷爷。庆爷爷中过举，在周氏家族中称得上是个重要人物。那个骂鲁瑞放脚是想嫁给洋鬼子的"金鱼"，就是他的儿子。这父子二人都是视改革为荒唐事的顽固党。周椒生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与仁慈，他还特地雇了一个人，整天挑一副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沿街拣着字纸。这个工人还替周椒生上街买螺蛳，然后又去放生。每天晚上，庆爷爷都要自省，记功过格，然后才坦然睡下。鲁迅到这个大都市里寻找别样的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做官的叔祖。这位叔祖，自己在水师学堂里当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有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鲁迅在学堂里试习三个月之后，被编入最末的一级的三班，而且是管轮班。这个学堂原有驾驶、管轮、鱼雷三个班，此时鱼雷班已经办不起来了。如果能分在驾驶班，将来还可以到舱面上看看雄浑的大海，呼吸大海上的强劲而新鲜的风，管轮的水兵却只能关在舱底吸着闷热的空气，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是一个打击。而使鲁迅更不满的是，他补不上二班的缺额，当个三班生总是低人一头。这个小小的学堂，也是一个小小的等级社会。低班生衣食住行都低人一等。就说吃吧，早餐号一吹，三班生得连翻带跑地赶到饭厅，然后端端正正地把稀饭和腌萝卜咽到肚里。而高班生就用不着这样了，他们可以高卧在自己的床上，等会儿自然有人托着长方木盘，把饭送上门。午餐晚餐更是紧张，高班生一桌六人，坐位都有一定，低班生不得随意闯入；而低班生这里却没有固定坐位，他们一听到吃饭的号声，又须直奔饭厅，在不是高班生所占据的桌子边抢个空位，赶紧坐下，才能够安稳地吃起来。在这种紧张的奔窜之中，高班生自然是可以从从容容的，他们在通向饭厅的走廊上，慢吞吞地、大摇大摆地踱方步，并且将两臂撑开，活像一只大螃蟹，走在他们后面的低班生虽然着急，却不敢绕越僭先，只在高班生的后面老老实实地跟着。一到饭厅，低班生们就像是傍晚寻不到巢的鸡，急忙地到处乱钻，待找到位置坐下，菜碗中的雪里蕻上面那可怜的几薄片肥肉早已不见，只好吃素餐饭了。鲁迅真看不惯那些拥有小小的特权的高班生。这些螃蟹似的家伙，尚未成为名公巨卿，就已经官架子十足，这与鲁迅所预想的别一样的人们，真是相去太远了。
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乏味到了极点。一个星期有四天读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读汉文。嘟嘟嚷嚷地读几天英语的"It is a cat"，"Is it arat?"("这是一只猫"，"这是一只老鼠吗?")又嘟嘟嚷嚷地读古板的"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特别是那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八股式的作文题，什么"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更叫鲁迅伤透了脑筋，早晨刚吃了千篇一律的稀饭和腌萝卜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味道和感受，更谈不上什么可做百事的雄心，现在硬着头皮作这样的文章，实在不是滋味。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又是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有个教汉文的老先生就以为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至于什么叫做社会，更是说不清，因此就解释成古代的结社讲学。有的老师还抽鸦片，学生们对此倒也可以不管，但他们讲课时那种比鸦片烟气味还要浓的八股气味真叫人难受。既学洋文，又学八股，既要革新，又要崇古，洋与汉，古代与现代，摩背挨肩地并存，几十个世纪压缩在一时，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充满矛盾，学堂也生存在这种矛盾之中。世界虽大，然而彷徨的民族能寻得出一个位置吗?鲁迅是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