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大国心过热。大起大落，热情被一轮天灾冲淡，又被奥运火红起来，继后经济冲击。于此前推后涌的浪潮之中，我们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我用的，大抵就是一种既投入又抽离的独立思考态度，迎接着各种可能性。而新新中国有趣引人之处，也正正是这种可能性，这种种城市的活力。她未尽完美，改善可期。
陈丹青说：“有保留地认可中国处于最好的时代，这个好，是好在大有余地。”
然后，他建议把矛盾、问题，交给市场，交给制度解决。我未必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我只能说这是“ 最快”的时代。而确实，很多事都有可能。
那意味着，这里的人有可能选择成为真正的文明人。文明国家。文明制度。
这是一个机遇。当国民真的有了成为世界公民的决心，而非自以为是的盲目热情。
这是一个机遇。当经历劫难，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到良心责任感。
这是一个机遇。当城市文化正在兴起，意味着其未成形，同时还可以塑造。
这是一个机遇。当西方国家的浪费放任导致环境及能源危机，中国要问是否有另一条路？
这是一个机遇。当中国美学正在崛起，我们如何重建一种美学观，一种看重中国风格的品味政权。
于是发现，书中记录的新新中国，不是一种镜像反照。其实真正的新新中国 未曾发生，她正在形成。
她可能是真正的民主，不空谈的社会关怀，落实的完善制度，开放的创意，中国美学的回归。
做新新中国人之前，大可先想一想其实应做一个什么人。
一个无身份的人。一个独立思维的人。一个有自己思想又受社会约束的自由人。
４
我以前最怕的就是身处一个自己不属于的地方，你的话语得不到认同，没一种同类的归属感。现在，我像永远身处一个不属于的地方。而这感觉妙极。
苏珊 桑塔格引用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句，多少有她本人的感情与身份投入：
“大陆、城市、国家、社会：
从未能广泛且自在地选择。
这里或是那里......不。我们是否都应该留在家园，
不论家园在何处？”
说到最终，返回自身。你首先是一个先进文明的城市人吧了。
经常见到听到的对于城际身份的争拗，那种上海胜过北京（或倒过来），或者北京、香港身份正在消失的种种，都像是那种未曾真正见识过先进城际生活的人才说得出的一维感觉。该这么说吧，我在美国、中国长期居住过，我的结论是：在先进的城市里生活，基本上可以没有身份的焦虑。大城市人本身就是一种族裔。他可以安全又舒适地生存在任何一个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他也有回家的感觉。城市人的本质就是；他对城市又爱又恨。离开了，又回来。回来后，又离开。他不论家园在何处，他坚持用先进文明的标准去量度每个作为家园的城市。（于是，这部原本是写给香港的笔记，来到更宽泛的中国语境，就必经过另一番接收的调整：文中对香港的对照式批评，只可读作以他城反省我城的策略式书写，而非一种对他城的毫无保留肯定。）
５
忠于一种文明价值观，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忠于一个身份。在真正开明先进的城市中，这是无界的，而且有着普遍大城共通意义。一个沙龙网站一位《纽约时报》作者的文章，其对民主理念的追求，对城市生活现象的讨论，对理想宜居城市之向往，同样适用于纽约伦敦东京北京香港。
我可以对香港的榕树生态发表意见，对北京的运输系统表态，对上海的世博会拆建项目作批判，不是因为我是香港人北京人上海人──这已无关宏旨──而是取决于个人实时生活圈的在地性：你成为一个什么城市的人在于你以相信的价值观去介入你的城市。
身为先进文明城市人，就要有关于城市观察的习惯，对城市的变化保持好奇敏感。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兴起不过是近世纪以来的新时代产物，在中国谈论城市生活，更是长期缺乏一种实践性的记录，这一方面因为文明城市生活本身还是个新概念（更何况现在要谈的已是新新中国），另一方面是尚缺乏一种通用的文体助以发声。
真正的城市书写，不是历史，不是理论，而是及时的城市体验与生活。或者说，城市笔记不是记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先有生活，而后找到呈现的方式。
内地近年来引入城市书写不遗余力，包括班雅明等城市浪游人作家成为一种符号与向往，但有理论却没有太多浪游人书写的真正实践。这中间状态正是我尝试站立的位置，用旁观又投入的角色，以所有他城当我城的态度，摆着城市浪游者的姿态，穿梭城市，且活且记，在流动的身份中冷眼玩味城市的众生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