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所时，我有幸参与了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forScienceandInternationalAffairs）的阻止核战争项目（ProjectonAvoidingNuclearWar），该项目由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CorporationofNewYork)赞助。阻止核战争项目的多年度章程就是查找最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原因，并寻求将危险减到最小的方法。我们很快得出结论，核战争不可能突然爆发；相反，可能因为某次国际危机而慢慢滋生。核危机的发生几率很小（幸运的话）；但为了了解核危机的危险性，显然有必要对某次核危机进行详尽的研究分析。这实际上就是了解那些决策者的思想，他们进行决策时的压力和局限，以及他们当时对危机的感受和理解。显然可以研究的危机就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很多人将这个事件看成是冷战期间惟一最危险的插曲。针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文献资料非常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肯尼迪（Kennedy）政府的部分重要成员仍然在世，他们也很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因此我们开始了为期十年的研究，并最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前苏联和古巴最高层次的决策者。
我们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深入研究一次次揭示了导致核危险的首要原因就是人类的易错性。1962年，绝对正常的人做出了绝对正常的决定，但因为一系列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理解和过失而将世界带到了核毁灭的边缘。简单来说，“他们”就是问题所在。幸运的是，他们中的两位找到了解决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对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F Kennedy）和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进行批判，因为他们将世界带到了核灾难的悬崖。但他们从容地、创造性地让一切却步，这大部分都应归功于他们的努力。我曾（现在也是如此）震惊于他们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策在质量上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个事件深刻地反映出了错误决策的危险性，但同时也显示出常人在受到极大激发的情况下，甚至是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之下可以快速地从错误中获得学习和进行弥补。
从决策的角度来看，古巴导弹危机很有帮助性，让我们了解到尖锐的信仰问题，而这通常被外交政策的“专家们”所忽视。他们倾向于一心一意地研究战略和政治因素，认为决策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计。数年内，我对全球大大小小国家之间众多的国际冲突进行了密切关注。我深信要对这些冲突进行解释，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决策流程进行分析。我们从战略或政治背景方面的分析并未取得太多成果。如果你希望了解人们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你需要了解他们希望得到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果能将自己放在他人的角度进行思考，你就可以做出更为恰当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