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怎样最好地解释NDES的话题时，赫尔曼·法伊费尔的评论是很中肯的：
多少有点令人忧虑的是有些人提出了下述主张：濒死经历是存在来世的根据和证据。很可能有死后的生活，不过仅根据濒死经历便匆匆做出那个结论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信念的飞跃，而不是明智的科学估价。这绝不是低估声称有亲身体验的人们身上发生的这些事实。我只是认为，在权衡该领域的证据时，从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科学原则上看，我们多的是质量低劣的说明，少的是有吸引力的解释。在这些体外报告中许多能打动我的心的东西，还是它们在这个信仰摇摇欲坠的时代使人联想到的对人生意义和目的的渴求[90]。
罗伯特·卡斯腾鲍姆告诫我们，不应当轻易接受大多数死后生活的报道必然包含的“由想象构成的航行”[91]。他说：
死后空前幸福的主题威胁说，它要把人们对濒死者、他们的亲人以及提供护理者在人死前数天、数星期或者数月的真实状况的注意力转移到它自己身上去。在难以置信的生死转折时刻发生的事情退入背景。这可能不会更令人遗憾。毕竟，这种背景是死亡到来前这些人实际上过日子的环境。
最后，我们应当考虑对濒死患者曾经作过广泛研究的查尔斯·加菲尔德表述的3个观点[92]：
1.并非每个人都死得幸福，乐于接受。
2.背景在变异的经历中是高度可变的。对濒死者有助益的支持环境在决定结果对于死者是否是一种积极的变异经历中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3.当濒死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是演示他或她今世生活中真正关心和真正在意的东西时，死后“空前幸福”的态度可能代表一种否认的形式。
加菲尔德说，无论我们对于死后生活可能持何种信念，“让我们有勇气认识到，死亡往往是一个要咽下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