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杂剧总班头关汉卿(9)

 

同时,妓女作为受害者,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关剧《柳花亭李婉复落娼》写乐工楚五之妻刘金儿原是妓女,从良后又不安分,与一位名叫高兼的医生私奔到钧州。楚五追到钧州,高兼就独自逃走了。金儿又跟了个江西茶客徐福,但又受不了拘束,就到官府诬告徐福害死了她的丈夫。恰好楚五来此官衙报案,官府便把她押回原地,仍为娼妇。可见对任何人都要实际具体地看,“从良”也须自身良而不恶。

六、桀骜不驯的风格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定勇敢、顽强不屈的精神性格的自我写照。他敢于直面人生,不愿檐下低头,在散曲、戏曲中尽情展示了自己桀骜不驯的风采。

金元两代,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代既立,靠快马良弓夺得天下的蒙古贵族,为了有效地维持自己的统治,强制推行了种族歧视政策,把中国人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是高等民族、色目人(包括中亚各少数民族和部分欧洲人)是次等民族,汉人(原金朝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和女真、契丹人)是低等民族,南人(南宋灭亡后南方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是卑贱民族。

广大汉族人民群众受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这双重枷锁的钳制,丧失了作为平等人的自由。法典明确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不偿命;汉人挨打不许还手,“禁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汉人南人不得私藏任何武器:“凡汉民手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

黑暗的社会滋生了一大批社会的赘瘤。有些特权人物甚至连官也懒得去做,一味地挑衅生事,寻花惹草,欺压良民。鲁斋郎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的人生哲学是:

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狨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

这个行动逻辑是可以无限地顺延下去的。他见了银匠李四的妻子“生的风流,长的可喜”,也便“借”回家去。“起初性命也似爱她,如今两个眼里不待见她”。把李氏玩弄的厌倦了,又不耐烦还给李四,却顺手赐给了张珪,又去“借”张珪的妻子……这是对人的尊严感和贞节观的极大蔑视、玩弄和破坏。

在这样一个乌云瘴气的时代,关汉卿并没有消磨掉自己的意气。他钢骨铮铮、气节昂昂,总不肯低头来做大元的顺民,屠刀下的羔羊。缅怀祖先的业绩,不忘遗民的屈辱,他在《单刀会》中借关羽之口呼唤着汉民族的英魂:

我想当初楚汉争锋,我汉皇仁义用三杰,霸主英雄凭一勇。三杰者,乃萧何、韩信、张良;一勇者,喑呜叱咤,举鼎拔山,大小七十余战,逼霸主先刎乌江。后来高祖登基,传到如今,国步艰难,一至于此! 

此处“如今”便暗指元时的“如今”。关汉卿在为亡国伤族而悲哀,为生灵涂炭而痛苦。汉代的江山是打出来的江山,汉卿幻想着像正宗汉家枝叶刘皇叔那样的正统力量,扫平异己,一统天下。正统观是关汉卿用来自慰慰人的巨大精神武器。他在为蜀汉争正统的同时,也就在暗指金元均非为正统,所以他要以笔作枪,一杆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敢向野蛮残暴而又不通文理的蒙古统治阶级作雄赳赳的文字大战。

对中国抱有极大好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他写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唤起过去的力量,使它行动的威力复活”,“把人的英雄主义与信心重燃起来”。关汉卿讴歌汉家,亦是如此。汉家并不仅仅是个历史的概念,而是一个在不断地延伸和发展着的实体。《单刀会》中关羽挟持着鲁肃冲出重围、跳上小舟时,对鲁肃拱手拜道:“老兄再会!十分抱歉没有能使你称心如意,形势再危急我也失不了咱汉家的气节!”

万不能失去了汉家气节,做了汉奸当顺民。哪怕为了这种正统观而死也是光荣的牺牲。中国文人对于正统王朝的拥戴、对于故国旧君的忠诚,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商朝的伯夷和叔齐就因为不食周粟,不愿因为吃了新朝的粮食而玷污了观念的纯洁,就逃到首阳山上绝食而死了。尽管这只是一种消极、迂腐的方式——须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兄弟俩飞上天去也还是呼吸着周朝领空的空气——但也还不失为一种保持气节的办法。关汉卿则是借用合理的方式,运用巧妙的战术,凭借艺术的形象在完善自己作为一个大汉遗民的晚节。他不求独善其身,而求兼济天下,以评论臧否天下人物为己任。所以他最恨那些叛徒、汉奸的遗民,企图以攻心的办法来保持遗民队伍的纯洁性。

莎士比亚大悲剧《王子复仇记》写哈姆莱特在王宫,看见父亲的鬼魂躲躲闪闪地隐现,证实了他对叔父克劳狄斯杀父娶母的疑心,那是凄凄惨惨、阴冷森森的场面。关汉卿的历史悲剧《西蜀梦》比莎剧更凄惨。关云长被叛徒糜竺、糜芳出卖而牺牲,张飞被部下张达割头献东吴。两兄弟的魂灵儿碰到一起,来到大哥刘备的宫廷,向那些纸判官、泥菩萨等守门神低声下气地行礼之后方被放进。刘备在床上斜倚着,见状忙要起来问候,两魂灵忙在幻影中躲躲闪闪地行了君臣之礼,又悲悲切切地不敢同活人搭话。月儿残,天将亮,鬼魂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只得点着血淋淋的头示意大哥出兵长江,把糜芳、糜竺、张达、刘封等叛徒在成都市上当众斩首、祭奠英灵……整个悲剧的凄苦都在说明叛徒的可恶可恨,暗示汉奸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在一个是非颠倒、阳阴错乱的野蛮社会中,是无所谓正义和公道而言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真理的消亡。事物都有其对立面,任何一种作用力都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作用力。韩愈说“物不平则鸣”,更何况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作为大汉遗民的汉卿呢?

明人胡侍说:

盖当时台省之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蒙古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太医院尹……其他屈在簿书,志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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