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的大道上，人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那么，只要责任的声音代替了自然的脉动，曾经只考虑自己的人……就会发现他被迫按照不同的原则行动，并且在倾听他自己的偏好之前向理性咨询……他的能力被如此地激发和发展，他的思想被如此地扩展，他的情感如此地高尚，他的整个心灵如此地得以升华，以至于新条件的弊病，通常不能使他退化到原来的那种水平以下，他一定会持续地祈祷自己能够永远远离自然状态的幸福时刻，并且，让自己不是成为愚蠢而无想象力的动物，而是成为勤奋的存在者和人。
那么“责任的声音”要求这个新人做什么呢？它要求他把私人的、自我中心的倾向放在一边，赞同无偏私地推进每个人福利的那种规范。但是，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其他人已经同意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契约”的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将道德的社会契约概念概括如下：道德在于管理自己行为的规范体系，在其他人愿意接受这一规范体系的条件下，理性的人也愿意接受它们。
囚徒困境
霍布斯的论证是达到社会契约理论的一种方式。然而，另一种思路近年来也给哲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思路与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的问题相关。囚徒困境是在1950 年前后由社会学家梅里尔?M?弗勒德（Merrill M. Flood）和梅尔文?德雷舍(Melvin Dresher) 首先明确表述的。它可以被表述为一个谜题的形式，你可以想想这个谜题，看看在看答案以前，你能不能解决它。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有一天，令你吃惊的是，你被逮捕了，并且被指控为叛逆。警察说，你正在和一个名叫史密斯的人一起密谋反对政府，史密斯已经被抓起来了，并且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囚室。这个讯问者要求你对叛逆供认不讳。你坚持自己的清白，说自己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史密斯。但这没有用。不久你便明白了，逮捕你的人对真相没有兴趣，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他们只是想确认某些人有罪。他们给你提供了如下方案：
● 如果史密斯不供认，而你供认并指认他，他们会放了你。你将会获得自由，而史密斯，他没有了共谋者，将被判十年监禁。
● 如果史密斯供认，而你不供认，形势便会逆转——他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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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由，而你被判十年监禁。
● 如果你们都供认，你们将每人被判五年监禁。
● 但是，如果你们都不供认，那就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认你们任何一个有罪。他们会关押你们一年，但之后将不得不把你们俩都放了。
最后，你被告知，他们也给史密斯提供了同样的方案，但你不能同他交流，并且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将会怎样做。
问题是这样的：假定你唯一的目的是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尽可能地少，你应该做什么？供认还是不供认？对于这个问题的目的，你应该忘记保持你的尊严、维护你的权利等观念。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这些的。你也应该忘记试图帮助史密斯，这个问题是严格的关于你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计算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能使你最快地得到自由？供认还是不供认？
乍看起来，这个问题难以回答，除非你知道史密斯会怎样做。但是，那是一种错觉。这个问题有一个完全清晰的解决方案：无论史密斯怎样做，你都要供认。这一点通过以下推理过程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