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理论必要性是一回事，道德需要又是另一回事。现实中，我们需要的是美德而不是苦难和逆境。我们需要美德来面对逆境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我们需要逆境来使美德成为可能就显得奇怪了。比如，我们需要勇气来和纳粹做斗争，需要忍耐力以逃过大屠杀，但是我们不需要纳粹和大屠杀来使多余的勇气和超级的忍耐在世界中存在。相似的是，英雄主义在抗击“非典”时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如果说由于它能激发英雄主义的奉献，一些疫病是需要的，这就是非常疯狂的。超级的苦难和超级的美德或许在概念上不可分割，但是如果以超级的苦难为代价来获得至高的美德就会在道德上破产。虽然美德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说需要一个邪恶的世界，以使道德的皇冠更加耀眼真的很荒谬。我们认为其荒谬，是因为为了得到美德所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差别想要说明的是，苦难作为一种概念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在真实世界所看到的大多数的苦难——那些人为造成的、不公正的、过分的、非自觉遭受的苦难——根本不是必要的。苦难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没有人想要进行这种残忍的计算，来看多少的好事和美德能够使一定程度的残害和一定形式的苦难有道理。
2. 不伴随着苦难的意义和由苦难产生的意义
在弗兰克尔后期的写作中，他澄清了自己曾强烈提倡的苦难是有意义的观点。他最想澄清的一种误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苦难都不是必然有意义的……( 而且) 遭受苦难只是有可能会带来意义——毫无疑问，条件是这种苦难是无法避免的”。他的意思是苦难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避免。只有在它们不能避免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做次优的选择：即使遭受苦难也要尝试创造有意义或有德行的生活。
换句话说，如果意义存在，它应该是伴随遭受苦难者而存在的，存在于他们的意志、信念和想象力当中，而不是存在于苦难之中。我们甚至可能像内尔. 诺丁斯(Nel Noddings) 那样，说：“这些人在生命中已经有了意义……作为他们苦难的结果，意义更加集中了。不是苦难本身有意义。”
如果苦难从来都不是我们本来就想要的东西，或许我们应该停止使用“苦难是有意义的”这种说法，好像它真的是受欢迎的，或者因为给我们生命意义而值得欢迎。让我们记住两点：第一，是遭受苦难者的抵抗力和英雄般的忍耐，而不是苦难本身有道德上的价值；第二，人的道德价值的实现，虽然很好，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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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苦难合理的借口。
结论：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苦难有什么意义?
前几部分的讨论会支持以下观点：（1）多数的苦难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表面上的；（2）任何伴随在苦难之后的好运都是偶然的而不是必需的；（3）苦难可以产生意义，但是苦难本身还不足以有意义。毫无疑问，这听起来不是很令人高兴和鼓舞，而且很容易产生生命对于苦难如此脆弱，于是没有意义的想法。但是，笼罩在理性的悲观阴影下的生命也比基于妄想、虚假的希望、自欺和盲目乐观的生命要好。如果这个世界不会是完美的，对于生活唯一积极的立场就是充满勇气地面对它，而且了解我们的脆弱和不完美。无论如何，这和假装苦难不存在或者认为苦难能带来美德，并且对于带来美德不可或缺这些态度相比，更加积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苦难，我们首先应该阻止那些否认苦难、逃避苦难和赞扬苦难的尝试。让我们相信即使不是从可能有好的结果或者这个世界及来世存在繁荣的角度看，我们也能认为带有苦难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清楚地辨别我们赋予勇敢地面对苦难者的意义，以及痛苦和受罪本身缺乏意义。如果我们还有疑问，让我们坦然承认我们不能给苦难找到意义。这和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苦难的合理性相比，更加合理。过分的赞扬和正常化会导致危险的观点：苦难或者是无人能避免的命运，或者是一种公平的分配而不需要人类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