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里奇崇尚作为艺术实践的 研究 。运用各种图像语言，结合了神话、数学和语言，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让它们通过长时间的练习，学习和适应。每一件产品的产生，都是与他人合作和互动的成果。每一个项目的成果都会融入到接下来的项目中，与它的前辈或者后辈相联系，包括其核心、制作过程、互相反转和倒置、在不同媒体中的重复使用等。举例来说，一段音乐旋律，可能来自于斐波那契(Fibonacci)级数；一首歌的名字，不久便会成为一条新闻的标题，转而又会在电脑上写成一本书，随后可能会张贴在墙上；内容或许会被歌手传唱，或者在朋克酒吧里演奏。
将绘画转变成数学方程式的符号，已经演变成一种模式，并可以据此引申为一个故事。里奇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绘制在画板上，并在圣地亚哥的一家美术馆里展览。一篇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文章，探讨了里奇的一种作曲的算法，并把它们输入传说中的20世纪70年代的微处理器中，这就是自动音乐作曲。这种算法同时也应用于设计由十五人组成的交谊舞中，在1978年的一个下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名流家的葡萄园里进行了表演。
戈德图解是里奇这些年来总结的一个小册子，他将自己的全部成果都汇集在戈德图解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描绘和重现。在早期的戈德图解中， I Primi Lavori di Rich Gold 部分收录了他的一系列值得记载的作品，是模仿马塞尔·杜尚（Duchamp）的创作札记《绿盒子》（Valise）而作的，记载了很多他自己的珍贵的创作历程。《控制论的预言》（The Cybernetic Oracle）是一个由十个变量组成的线性控制模型，用于计算一个人在表演时的运气如何，称得上是另一个哥德图解。《郊区的乔治》（George of the Suburbs）是由一些诗歌、故事、仪式、表演、短篇以及视频等丰富形式组成的，以交谊舞的形式，通过各种人物（想象的和具体的规则），表现一些（想象的）社会现象。
这些连续和互相交织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不同媒体之间，各种类别和风格之间，而且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之间：实验艺术和音乐界、学术界、非营利组织领域，以及商业领域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科研机构和会议频频邀请里奇开办讲座，内容涉及了创意、艺术、设计和工程方面，也包括了出版、语言、跨文化技术交流，甚至触及到道德伦理方面。
在达达主义者看来，抛弃最原始的纯真，任何设计都会受到一种约束，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人类学方面都致力于模仿的研究，均可算做伪科学。但是，运用分析的工具，去创造艺术和艺术作品，以此来反映和分析这个世界，却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结构主义
现代主义把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素材置于最显著的地位，并对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结构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在本世纪中叶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源于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结构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毫无意义的区分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之间的差异上，造成了倒退和浪费。这样，艺术世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之间进行了交锋，焦点就是艺术作品与其内涵之间的关系。一件艺术作品的内涵是先于作品而存在的吗？应该如何发现呢？它是通过制造或者组装才出现的吗，如果是的话，是由谁完成的？从杜尚把小便器安上一个泉的名字安放进了艺术展厅，到塞拉诺（Serrano）恶作剧般地把受难的基督圣像塞到装满尿液的玻璃瓶中，这个紧迫的问题就变得广为人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