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六年之后，我进了浸会书院中文系，再也不受所谓的风纪队监视，可以为所欲为。大学老师通常不管规矩，当然是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不会干出太过分的事来。我以为在街头吃东西不是什么不法行为，肚子吃坏了，刑责自负就是了，顶多是拉一场肚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浸会书院在九龙塘，我家住在梭桠道，介乎旺角和九龙塘之间，在上学途中，少不了也遇到街边档，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买。其中就有一个男小贩，他做的碗仔翅味道特别好，比诸我多年前吃的还更好吃。从此，我几乎每星期都吃上一碗，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吃得上，就有种怅然若失之感。
那时我是个不努力的学生，选读中文系之前，我对中国文学有种幻想，以为老师会教我欣赏诗词或小说导读，采用比较具有趣味性的教学方式。谁知课程大都是枯橾无味的文学导论、文学史、训诂学、小说史等，纵然有诗词课，老师都是拿着别人的教本，做着搬字过纸的“运动”而已。教我小说与戏剧那门课的是名作家徐吁先生，当时他是中文系主任，年纪也快七十岁了，教书很认真，但演说却不动听，很爱用蝇头小字把笔记写在黑板上。他态度温文尔雅，衣着崇尚欧洲式样，很有学问，但却不知道如何传授给我们。我当时年少无知，缺乏耐性，觉得他的数据可在某些书上找到，用不着枯坐在课堂上抄录下来，所以时常取巧逃课，和几个同学往吃碗仔翅去了。
浸会毕业后，找到一份小学教师职位，学校在九龙彩虹村里，附近有许多熟食小摊子。我对于在街头吃东西的兴致仍然很浓，也没有因为已经为人师表而有所顾忌。记得有一次正在吃着碗仔翅，却有个我班上的女学生跟我打招呼，我看看她，原来她也在吃着碗仔翅，她的神情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我却有一种被逮着了的感觉，但回心一想：我从没有警告过学生不准在街边饮食，登时感到释然。
在香港教书只有短短的两年，我又回到大学当学生，去了美国的南伊利诺伊州的大学。那儿是个小城，学生两万多人，占了小城的大部分人口比例。那儿没有像样的中国餐厅，更不用说买中国的煮菜材料，顶多买斤小芽菜，其他好吃的中国菜则全赖文正爸妈从香港按月寄来的罐头包裹，里面有香菇、罐头食物，有时也有家乡零食。如果要吃中国菜，非要动脑筋不可，时常要做到无中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