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显赫的公谊会教徒家族的后代，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不管是骑马，在新英格兰海滩冲浪，还是监管他的锌镍矿帝国，都表现得同样自如。对于阶层因素在商业这门新生职业的出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比泰勒理解得更透彻。沃顿是他的远方姻亲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小说中以异常冷酷的笔触所描写的“高层社会”中的一员。在沃顿家族的世界中，上流阶层传统上让他们的后代从事法律或者进入政府机构这类文雅的（但是没有浓重逐利气息的）职业。纽兰?阿彻是伊迪丝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一书的主人公，也是“老纽约”的典范人物。他从事法律业既不是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也不是出自个人爱好，而是因为这是“要做的事情”。正如伊迪丝所意识到的，也是约瑟夫极其清楚地明白的那样，这样一种聊赖的处事方式，有可能让这些“有价值的人”堕落成毫不相干的群体，权力与荣耀将来存在于商业之中。在为他创建的商学院所写的章程中（这家商学院现在依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沃顿特别提到，他的目标群体就是那些拥有“遗产”和“财富”或许不屑于从事商业的年轻人。
从根本上拒绝承认经济权力的现实，是管理神像中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将管理简化为一种知识，泰勒将管理权力描绘成一种总会且只会产生好结果的事物。正如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管理一旦被应用于坏的目的，它就不是科学管理了。”但实际上，管理层之所以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德行，而是因为没有权力什么事都干不了。这种权力总是有可能应用于好的或者坏的目的。正如同其他形式的权力，它总是试图延伸自身的空间，并且会不可避免地被滥用，除非对其加以遏制。
科学管理对于权力的谬见，来源自深植于美国历史的一个矛盾。一方面，美国人往往赞成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国家不受历史规则的羁绊。在他们的国家，人类合作中的种种问题已经被解决，权力总是被应用于好的目的。“真诚比虚伪更糟，无知比腐化更加恶劣”，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这番言论，将浸淫在自我陶醉的气氛中的这种乐观的自负阐释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从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更加古老、更加黑暗的理解中汲取其力量。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非常明白，权力总会被滥用，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主要优点在于遏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经发表过举世皆知的言论：“如果人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人由天使来治理，对于政府的内外控制就没有任何必要了。”科学管理，如同其隶属的乌托邦传统，与美国创始者这种清醒的智慧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