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他无论如何都要被创造出来。泰勒所创造的这尊神像也同样如此。被视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管理，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与它相关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显然不近情理的思想是如何生存下来并四处传播的？为何要创设这样一种异想天开、显然充满矛盾说法的东西？最简单的答案是，科学管理满足了太多的期望和祷告，它不会仅仅因为在逻辑和事实上的缺陷而被人们忽略掉，它的矛盾就是现代工厂中的矛盾，它以一种荒唐学说的形式，将这种矛盾放大、夸大。
科学管理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因为它体现了许多美国人一向青睐的理想事物。它对效率的宣扬，在这个最早由清教徒居住、深本?富兰克林早睡智慧熏陶、以实用主义为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它坚称知识——不是出身、社会地位或任意袒护，应该充当经济权力的根基，这种观点迎合了美国人的信仰：美国是一个没有等级的国度。当泰勒穿上工服，去机械工厂工作时，这种行动隐喻的是对平等观念的大力宣扬。科学管理中乐观的一面——它认为， 工厂的冲突将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映了美国乌托邦式的信念：进步很快就会使幸福成为一种普世法则。科学管理的最终吸引力在于，它承诺将在美国的民主价值和它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之间——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提供一幕胜利的终曲。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最早支持泰勒的那些参与进步主义运动的人士认为，他的工作为“科学服务于民主”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表率。
但是，从理想到欺骗性的自负——从预想期望的事物到对事实视而不见，经常只需短短的一步，而泰勒是一个时常大步跳跃的人物。 “实践活力是一种美德，”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我们的历史在精神层面的断裂之处在于，经常将实践性神秘化。”泰勒浪费时间的秒表仪式，以及对生产之神执行的其他毫无效率的宗教仪式，都微妙地体现出他对实用性的疯狂膜拜，甚至连他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当泰勒去高尔夫球场放松时，他带着自己发明的、带有Y字形把手的推杆（科学计算的结果显示，这可以把推球的准确性最大化）。他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网球拍，这种球拍的头框与握柄呈15度倾斜，他说这样有利于兜接低球。在泰勒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节省时间的机会，但是从来没有像空闲时间这样的事物存在。在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杂乱无章的小说《美国》中，有一部分是对科学管理之父苛刻的描述：泰勒临终前最后一个动作是给他的手表上发条。如果已经没有生存的时间，如此紧密地记录时间又有何意义？这位小说家想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科学管理所倡导的无阶层理想，也变成了忽略美国（甚至科学管理运动自身）社会阶层现状的一种工具。尽管泰勒声称，他和那些穿工服的朋友们已经建立了同志般的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那些“小骡子”的一员。如果不是仰仗他良好的出身，泰勒从工人起步一跃成为咨询业 “龙头老大”的这一幕就绝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他承认，他之所以能时常为工厂带来变化，恰恰是因为他同他的工友们不一样，他获得了管理层的“信任”和“理解”。 他或许也可以指出，他和这些管理者都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经常一同参加各种派对。他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恶意掠夺。他的工作其实就是从那些以前怀有戒心的工人和工头那里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汇报给工厂的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