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运动的激情，源自美国对科技无比狂热的迷恋。虽然我们往往认为，没有什么能和现在的“信息时代”创造的奇迹相比拟，但是泰勒和他的同代人有更大的理由陶醉于他们自己的时代所创造的技术成就，电网、电话网络、内燃机、汽车、飞机、冷藏车、汽轮、收音机、机关枪、坦克、潜艇……简言之，这些所有持续影响现代生活结构的技术突破都是在泰勒出生的1856年至他死亡的1915年这段不平常的时期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吐温——他的另一名字叫萨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在这方面是他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恭喜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拥有远见卓识，出生在一个产生出“令人惊异、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煤焦油产品”的时代。
比煤焦油时代的实际成就更为宏大的，是这些技术突破引发的期望与雄心。马克?吐温似乎认为，随着排版机器的发明，人类的问题可以安全地交付给历史书解决。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他的同伴，期望科学能够为与死人交流的可能性提供新的契机。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及他那些参与优生运动的朋友断言，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高尔顿的表弟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理论，将为社会和政治政策问题提供无可辩驳的解决办法。那时，科学讨论会的话题变成了颅相学，甚至颅相气象学——通过审查一个人头上的肿块预测天气的变化。“科学饮食”运动的领导人坚称，如果人们按照科学规定饮食，疾病便可以被根除。根据“伟大的咀嚼者”豪瑞斯?弗莱彻（Horace Fletcher）的科学建议，许多人开始“细嚼”他们的食物——每吃一口，嚼上100次。有一位叫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贝克的梦想家，狂热地相信科学将在消除邪恶问题上取得进展。他鼓动建造一些巨大的磁铁，如果布局合理的话，这些磁铁将消散那些他认为发自地球中心、导致人行为不端的“邪恶能量”。还有些人暗示，科学甚至有助于获得上帝的介入。“学习正确、科学地祷告，”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后来这样建议道：“使用一些经过验证的方法，避免草率地祷告。”
这股追捧现代技术的热潮有其非常肤浅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喜欢的是科学产生的效果，而不是方法。他们很少有耐心去做依据受控的观察测试假定这种单调的工作。他们想要的，是针对慢性问题的快速治疗方法。他们期望科学证实最令他们满意的信念，而不是将他们推翻。实际上，美国人这种明显的反智幻想依附于一种浅薄的假设：无论科学会带来什么，它都肯定有助于人类的完善。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当马克?吐温提出“机器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时，他只是“认同了他同代人的错误观念。”
这样的伪科学言论之所以能经受住常识和经验证据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一种情绪上的需要——技术进步自身更是加剧了这种需要。在科学引发的狂热背后，总是隐匿着一种猜疑：人类取得的技术进步，会威胁人类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伪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这种可能剥夺这个世界使命感和存在意义的物质力量。它反映的是一种依靠科学回归宗教的战略——如詹姆士和他的朋友所设想的，使用电话与死人对话，这并不是进步的一种化身，而是一种倒退。
科学管理在科学巫术兴起的时代出现，当然不是一种巧合。泰勒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劳工问题”，与贝克用磁铁解决邪恶问题的做法极其相似。它是一种巨大的希望机器，一种试图让工厂在道德方面达到完美境地的超自然的技术。它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一种“虚影”，简而言之, 它是一尊神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