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天，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在一家巴洛克风格酒店的会议室中，散乱地摆放着几张最近腾出来的路易十五世的座椅。我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准备接受亨利的挑战。亨利是一位50来岁的英国人，衣冠楚楚，满头银发，矮小的身材使他棱角分明的脑袋显得硕大无比。我坐在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同时拉了拉西装的袖口。这套西装曾伴我度过在中学辩论队时的峥嵘岁月，自那以后，它似乎变得越来越紧。我等待着时机，准备阐述自己对“全球化”、“证券化”，以及面临残酷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迫切需要建立宽严并存的管理体制等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我最近两周深思熟虑的成果。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想论述那套管理咨询与捕捉鲸鱼极其相似的理论。
在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亨利笑了笑，或许是暗自得意的笑吧。他摸了摸下巴，同时将脑袋稍稍地歪向一边，然后直视着我，开始提问：“英国有多少家酒吧？”
生活中的惊奇无所不在，这大体上是件好事。每份惊奇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作为一名管理咨询师，我的职业生涯正是由一长串这样的学习机会组成的。同所有的咨询师一样，我能接受这样的教育，完全是拜客户的慷慨大方所赐。在他们的资助下，我游遍了世界，成为几十种学科的专家。我协助创建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好像火箭一般，腾空跃起，随即又轰然爆炸，只留下无休止的指责声和一堆尚待处理的诉讼案。之后，股票市场运用其神秘莫测的智慧，冷漠地将奖赏和惩罚分配给那些根本不配得到这份恩赐的人士以及无能之辈。肇始于这次面试的试验延续了10年之久。坦率地说，它有点失控，有时还变得特别丑陋。但是最终，它的确带来了一些有趣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的经历带来了一系列恼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最终促使我撰写此书。甚至在我面对这个关于英国酒吧的问题之前，烦恼已经开始显现。其中有一个问题令我特别不解：为什么有人竟然愿意雇佣我担任管理咨询师？在我接受这份邀请函（这也是唯一的一份）后不久，我又换了一种问法：为什么有人愿意雇佣一家会雇佣我的管理咨询公司？我浪费了很多脑力，试图驱散心中的猜疑：或许这家咨询公司犯了一个尴尬的错误？公司的合伙人是否正在敲打他们的脑门，想搞明白他们怎么会鬼使神差似地从事如此危险的一项试验？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我进入咨询领域这件事最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很“正常”。在那个时候，甚至包括现在，像我所在的这种公司一直在疯狂地招募各种各样的人士。你可以想象，其中有一些人的资历甚至连我都不如。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在美国名牌大学的校园内，随处可以听到一种巨大的“吸气声”，最近有一位作者将这种声响的来源贴切地称为“世界上最新的职业”。虽然管理咨询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的那几十年，但是，在它出现之日起的很长时间里，管理咨询业一直都只是绅士们的专属领地。1980年，全世界可以和咨询扯上关系的行业雇佣的专业人士大约有30万（其确切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咨询业的定义）。而且，在一些顶尖的咨询公司里，年轻雇员的在职时间一般只有1.9年，造成的结果就是，咨询业对新雇员的需求量大得惊人。大约有1/4毕业于顶尖商学院的研究生，以及名牌大学1/6的本科生，都会以向他人提供企业管理建议的方式开始其职业生涯。
当然，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当我未来的雇主为我开出75 000美元的起薪时，我着实吓了一跳,为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哲学家提供如此高的薪水，似乎是一项不高明的决定。这使我对公司合伙人在资金使用上的精明程度产生了怀疑。然而不久，我就有理由怀疑，究竟是谁愚弄谁。同顶尖公司的任何一位普通的咨询师一样，不久我就被以每年大约50万美元的“身价”，推荐给公司的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