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管理咨询领域的经历，就好像一个人出行时转错了弯，迈入一处以前从不知道的区域。那时，我正在完成自己关于19世纪德国哲学的博士论文。我曾经在一家快餐店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夏天，这也算是我的商业经验吧。而张贴在餐厅职员室的一张颂扬“质量、服务、清洁”美德的海报，则是我对管理理论的唯一认知。我并不太清楚管理咨询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它听起来并不像是我这样的人应该从事的工作。我真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怎样的事情。
我的探险之旅是从酒吧中的一场台球赛开始的。当时一年一度的招聘期此时早已结束，我眼看要大败给一对最近已经收到某著名咨询公司邀请函的大学生。他们令人眩晕地谈论着他们这份 “公司战略”领域的职业，但是我总觉得有非常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才22岁，而我都快26岁了，有什么事情，他们能为工商界办到，而我不能做得更好的？
事实上，我迫切需要一份工作。我的银行存款已跌落至3位数。我唯一可以胜任的职业，就是教授纯理论哲学。然而，由于在哲学上有些略显晦涩的异见，对这门学科，我已经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说句公道话，这种感受似乎是双方面的）。当我凝视着沿着预先设定好、却又不可预测路线蹦蹦跳跳的桌球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种想法：与其在来年整日看电视，倒不如为《财富》500强企业提供战略建议，这样我也可以赚些快钱。
第二天早上，我打印了一份履历表，然后将复制本寄往10家管理咨询公司。通常情况下，应聘者在寄往各家公司的简历上，都会写上一些个性化的语言，热情洋溢地“宣誓”为这些公司效力是自己儿时起便有的梦想。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的附函中只用了简短的3句话来表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10封求职信中的9封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旋即回绝，并且还附带说了一些假模假样的话：你肯定会在别处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然而，其中一封履历表碰巧落在了某个“小型”咨询公司的合伙创始人手中，在他计划来访的日程表上正好有那么一点空隙。我后来得知，这位合伙人当时正着手一项“实验性”的招聘计划。
将我和实验室的小动物归为一类似乎是公平的，毕竟我寻找的也是一份“实验性”的工作。在赢得了面试彩票之后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我对朋友、家人以及满脸狐疑的教授们说，我计划先挣一两年大钱，然后再重新追寻自己真正的事业（不管这份事业究竟是什么）。迫于生计，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打磨过镜片，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曾写过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么，我兼职做一名公司顾问又有何不可？这就是我的逻辑推理。
尽管我获得那份工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对自己未来的咨询之路，我已经开始设定惊人的抱负了。我对朋友说，纯理论哲学已经深陷于故弄玄虚和理想主义的沙漠中，不能自拔。管理咨询象征着重回物质世界，而哲学必须从物质世界获取灵感。我想象自己站在某个巨型公司的前甲板上，四处寻找象征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白鲸。“朋友们，前往东亚市场！”在我的幻想世界中，我大喊道：“被人遗忘的角落正是我们获利的良机! ”
不管怎样，我好斗的本能已经完全淹没了对即将踏上的征程的理性思考。不妨假设面试的岗位是一名网球指导老师，既然有望获得，我就决心要一击即中。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每天早上我都会把《金融时报》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我将繁琐的德文书搁置一旁，转而青睐由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与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所著的那本令人愉悦的畅销书《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类似“价值驱动”（value-driven） 这些词汇，并且学会了赞扬“宽严并济”（simultaneous loose-tight properties）的优点，也不管这些优点究竟是什么。每天晚上，我都会手捧一本公司理财方面的书籍，直至鼾声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