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并不总是处在人生和事业的顶端，也并不总是被鲜花和掌声包围，有时候，包围他们的可能是谩骂、屈辱和黑暗，特别是在极权制度下。1945年9月，当伯林去拜访住在佩列杰尔基诺艺术家村的帕斯捷尔纳克时，正处在诗人事业与人生的低潮期。他刚被斯大林派往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他抛弃了发言稿，说了一句“作家们永远不要组织起来”，然后他就不再说话。在回国的火车上，他泪流满面。在最黑暗的岁月，他开始将自己的诗歌与祖国紧紧相连，为人民和士兵朗诵。当他在自己的某一首诗上打磕巴的时候，大厅里就会有许多人纷纷说出他忘掉的诗句。来自人民的声音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也使他写下了陈腐的爱国诗篇《在早班列车上》。该诗的出版曾让他十分尴尬，当来访者伯林告诉他自己并没有读到那首诗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在《真理报》上一篇名为《将他们从地球上清扫出去》的文章中，作家联盟谴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是恐怖主义者，要求将他们枪决。帕斯捷尔纳克是16个在上面签名的名作家之一。当时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那就是诗人和领袖的一次对话。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述过，这里讲述的是另一个版本：1934年，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涉嫌在莫斯科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背诵了一首攻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野蛮诗歌。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接到领袖的电话，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人搞的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电话马上又打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直接在和领袖讲话，马上用他所能发出的最欣喜若狂的声音说，他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希望能马上见到领袖，与他谈论生与死的终极问题以及俄国的未来。领袖没理睬他说的这一大堆废话，而是粗暴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读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领袖步步紧逼。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
“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该如何为他辩护。”斯大林打断了帕斯捷尔纳克，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随后，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于1938年12月死在马加丹的劳改营中。
伯林来访时，诗人已55岁，有着一张深色的、忧郁而富于表情的脸。他们一家围坐在后花园的一张粗糙的木桌旁等待伯林。伯林带来了帕斯捷尔纳克在英国的妹妹为他买的靴子。见到靴子，诗人有些窘迫。在伯林眼里，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化身，体现了沙皇统治行将结束的岁月里艺术的繁荣。但1945年的诗人已不同以往。他向伯林询问西方作家的情况：乔伊斯、海明威、赫伯特·里德等。当得知一部西方人编的《俄罗斯诗歌》选了他一首诗，他显得很兴奋，这表明他自己并没有被活埋。就在那个下午，帕斯捷尔纳克向来访者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写一部挑战权威、展露天才的作品，那就是《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成就了诗人，也彻底毁灭了他。 随后，伯林又去位于枫丹卡运河边的喷泉楼拜访白银时代的另一位诗人，阿赫玛托娃。拜访是秘密的，当阿赫玛托娃与伯林约定会面时间时，显得决断而天真：“我今天晚上九点等着你。”伯林不由感叹：只有一个女王才能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如此不以为意！
古朴的喷泉楼庄园，属于大师的只有一间房：地板上没有地毯，窗户上没有窗帘，只有一桌一橱，几把椅子、沙发，以及莫迪利阿尼为大师做的肖像画。这个曾经是著名的美人、阿克梅派诗人当中和先锋派聚集的“流浪狗”咖啡馆里最闪亮的星，现在穿着破旧的衣服，身形臃肿，黑眼圈，却有着高傲的姿态和冷冷的尊严的表情，一种君王般的悲剧气质。当柏林告诉她莫迪利阿尼在西方享有的声望时，她感到很惊讶，对此竟一无所知。
大师为来访者朗诵诗歌，讲述自己的恋情：与古米廖夫、希列伊科、蒲宁的恋情。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伴着盘子里的冷土豆、莫迪利阿尼的画和缓缓下沉的雪茄烟雾，他们的生命相融在一起。大师比伯林大20岁，但他们的确激发出了“一夜情”，天色微明时，两人都能听见冻雨落在枫丹卡运河里的声音。当两人再次相见时，已是20年后了，那是在英国，牛津，阿赫玛托娃去接受自己的荣誉学位。
伯林的来访给大师带来了新一轮的厄运。伯林走后，她必须一日至少两次走近窗口，为的是让在街上执勤的密探们能得以证实：她既没逃跑，也没寻短见。秘密警察还趁阿赫玛托娃不在家的时候，在她的天花板上手忙脚乱地装上了麦克风，他们甚至连掉在地板上的一小堆一小堆灰泥屑也懒得清理一下，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