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民间人物总是少数，而这个“少数人”是指那些提前进入大多数人还未曾达到的领域的人。民间人物往往具有“隐蔽的存在”和“特立独行的方式”；他从来也没有被团结起来过（虽然很多人想团结他），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抵挡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诱惑；他从来不是身处民间心系庙堂的，对他来说，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是不存在的，他对自己位置的选择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他从来不奢望进入某种文化秩序，他保持着足够的警觉性：对大众“媚俗性”的警觉与对“精英心理”的警觉；他是完全独立的，在物质与精神上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他的独立存在使他显得更强大。
这就是我以为的理想的“民间存在”。能够被我们看到的民间人物毕竟是少数，能够被我们反复谈论的民间人物也将渐渐消失其民间身份，大多数民间人物将永远处于“沉默与喑哑之地”。“民间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无所谓压迫（更多是名利上的），无所谓权益，了无羁绊地，不像本雅明所说的知识分子那样“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的人，也就是我们土话所说的那是一些“心思很重的人”。民间存在，首先确保的是个人自由。
民间的气质连张柠也承认，韩东《论民间》最后一段说得有道理：“民间并非是一个内囿性的自耗场所，虽然它坚持的是文学的绝对标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但他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而不是内敛，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是单一，它的活动是广大的，并不狭隘，它的气
氛是欢乐的，并不阴郁，它追求的是绝对永恒，并非片刻欢乐。”这也是民间的气质。这些纸上的话无可辩驳，但将纸上的真理具体到日常生活中去，具体到个体的存在，往往会导致迷雾丛生，显得很虚妄，让人无所适从。
韩东曾把诗歌引领出知识的象牙塔，引入日常生活，民间人物的存在首先是个体人的存在，他的存在同样也具有日常性。这种日常性包括日常的同行之间的交往、社团行为等等。我以为，“隐蔽的存在和特立独行的方式”并不一定要与民间的日常交往产生矛盾。趣味相投的诗友之间的交往并不一定就指向“团体行为”，并不是所有的团体行为都要在最终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民间的正常交往首先是取消地位差别的、是不靠“关照”与“颂扬文章”这些东西的，不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没有畏葸与献媚的，没有试图建立一种隐形的秩序的：文化上与生活上的秩序。
有人更多的倾向于把“民间”作为一种精神指向，而不承认其物质形态。我以为，如果把这种“民间精神”作为一个不变的标准，套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可能都很难完全符合。人是复杂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纯洁的，都有其私欲和邪恶的一面，如果因此而否认民间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一种精神洁癖，是虚妄的表现。 我与很多诗人有着正常的交往，我的交往原则就是“愉快”，交流上的愉快，日常相处上的自然与欢乐，能给我带来一种在世的甜蜜。我与同处一城的诗人徐江的交往，我认为是一种民间气质上的交往，无官无位，无权无欲，无求无欺。徐江自称像罗素一样，将阅读稿费单称作“最有益的消遣”，他的欢乐感染着我。他是有恶名而无恶行的俗人，我们的交往，就是处于隐蔽处的日常交往，并没有“黑社会”的不良气息。这样的交往，给我的写作带来的是轻松与愉悦。 将知识引向日常是件困难的事情，就如我们拿那些纲纲常常来检视自己的生活一样，同样会错误百出，疑虑丛生。虽然“民间始终处于模糊的未明状态”，但具体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清晰可辨的，民间不可能模糊其“日常性”。民间的日常性也就是民间气质的具体反映。“广阔”、“多样”、“广大”、“欢乐”、“永恒”，这些词有些根本不具有“日常性”，我倒是觉得李敖的一些用语更能说明问题：“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青年总干事式的”，当然，这也是自由和民主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