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朵渔
写出过《情人》的小说家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写作把杜拉斯对肉体的疯狂引导到对文字的施虐。在《情人》中，那个只有15岁的法国小女孩，与她的中国情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这里的良民们看着眼晕。杜拉斯从不隐瞒自己身体的需求，她甚至说过：“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肯定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
从这封信，我自然地联想到杜拉斯。一个从12岁就开始拥有了性幻想的女孩，一直到现在，23岁，还在为自己的处女膜担心，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这黑暗的十年里，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的身体的呢？想想都有些可怕，由于传统道德观、社会伦理以及现实生存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我们中国人太对不起自己的身体了。我们把“堕落”“低级趣味”“淫荡”等一些肮脏的词汇用作对身体禁锢的牢笼，却从不曾也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和欲望。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向来是隐喻式的，而不是直接的，生理性的。
一个古板的家庭难道不是一个社会现实的客观反应？与男友接触不可超出“亲吻的范畴”，且亲吻“必须闭着嘴”，天哪，这和社会对我们的某些要求何其相似！我想起古印度《爱欲经》里关于亲吻的描述（印度教认为，人的性活动和神的创世之举相似，因此也是必要的、正常的甚至是神圣的），作者把亲吻的部位、动作方式、作用等写得一清二楚，作为一种“人生教材”而流传。我们的圣人也曾说过“食色性也”之类的话，但只是挂在嘴边，或在黑暗里，在才子佳人的后花园里，从来不曾成为阳光下的、最日常的东西。其实越是禁锢得厉害，越容易滋生不正常的性心理。英国最古板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色情文学的黄金时期；在我国的十年文革期间，各种色情的小册子也以手抄的形式在暗中流传。社会是如此，家庭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细胞，一个古板暴戾的父亲眼中，必然有一个反叛堕落的女儿。 再回到“处女”这个词上来。这是个生理学或医学名词，而不是社会学或伦理学名词，在西方人眼中，这个词没有丝毫的隐喻成分。如果我们还拿“处女”一词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像阴暗的修道院里的修女一样，是很不健康的。其实，在西方，修女也疯狂，这些，我们在《十日谈》里见多了。因此我想说，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道德选择另外的底线，比如排队、让座、不闯红灯等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公德，而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要诚实相待，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流言”，“别看某某某人模狗样的，她跟谁谁谁有一腿”之类的，一个在社会上“人模狗样”的人，肯定比不“人模狗样”的要强；而“谁谁跟谁谁如何如何”之类的，就不是我们可以议论的了，这是别人的私密、权力。我们可以选择被视为“堕落”，但要像一头天使一样，要分得清私密与公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