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部队大院里。这个“资历”，似乎应该让我有优越感，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的那样，但是我却并不这样看。
我住在部队大院里，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军人。但他因为受到“运动”的牵连，下放到地方部队里去了，这样，我家就在部队大院显得很多余。很多人都在明里暗里使劲，想让我们搬走。但是我们没有地方可搬。所以，很多年，我们就艰难地在部队大院里生存着。
夏天的夜晚，经常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有一个马扎，遇到放电影的时候，就搬着马扎跑去占一个位置，有时候正面的位置被占满了，就去背面。背面人少，看得反而更真切。唯一的缺陷，就是左右手是反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我记一些人物对白。每当看电影的时候，我都高兴得一塌糊涂。
但高兴劲非常容易受到打击。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新军帽。这可是不同寻常的时髦东西，孩子有了新装，是一定要显摆一下的。于是我不顾家长的劝告，执意要戴新军帽去看电影。
那个时候，院子里的大孩子兴抢别人的军帽，所以我知道我头顶上的东西是有危险的，在整个看电影的过程中，我的一只手始终捂在头上。但是百密难免一疏，电影看得高兴了，人就得意忘形，回家的路上脑子还在回忆故事呢，就觉得脑袋一凉，“嗖”地一声，一个骑自行车的家伙就从我身边飞驰而去。
可以想见，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时的心情是多么绝望。我愣在马路边上，手足无措，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几秒钟之后我明白了，那顶军帽永远不会回来，我登时泪流满面。
丢失军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给我伤害最深的是另外一场电影。
那个时候，已经不兴看露天电影了，而是改为看“内部电影”，地点在大院里的礼堂。没有人给我家发票，所以，我就失去了看电影的权利。我妈不会为这点事情去求人，她只是对我说，看电影又不能当饭吃。我表面没有说什么，但内心的失落写在脸上，让人看了很不落忍。
我对电影的渴望终于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他们把自己得到的电影票给了我，说：“去吧，你今天晚上看电影去。”
那个下午我一直心不在焉，就是因为晚上的电影。我没有心思干任何事情了。等到吃过晚饭，我兴高采烈拿着电影票出了门。快走到礼堂门口的时候，突然有人招呼我：“小孩儿，让我看看你的票是几排几号。”我还以为是换票的，经常有人因为不能和朋友坐在一起，而在电影院门口和别人换票。我挺好心地把票递给了他，没想到另外一个人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拿到票的家伙扭头飞快地跑开。
我的票被抢走了，那个抱住我的人还安慰我：“别怕，我一定帮你追回来。”
他追不回来，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这个道理，还是大人
们讲给我听，我反应了好半天，才恍然大悟。
大院是封闭的，弱肉强食的家伙肯定就是这个院子里的子弟。我开始对这个大院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再过几年，大家开始买电视，是那种黑白的九英寸小电视，还没现在的音响大，卖一百块钱一台，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当然，有钱并不意味着肯定能看上电视，因为电视要“票”才能买，而“票”，是紧缺货，没有通天的本领休想弄到。
邻居家就有一台电视。每天晚上，我就跑到邻居家去蹭看。刚开始还不怎么着，但时间长了，自然被别人给了脸色。我年纪小全然看不出来，依旧在电视前聚精会神，直到我妈一次又一次地叫我，终于忍耐不住，在邻居面前冲我发了火。我那天挨了狠狠一顿数落，要不是天太晚，暴揍一顿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第二天我的运气就完全转回来了。黄昏的时候，我妈居然让人搬回了一台崭新的九寸电视，让诸多为电视发愁的街坊艳羡不已。从此以后，我过上了有电视的日子，并且在这一辈子里再没有和电视分开过。
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当时我妈就是要争这口气。她一大早就到工厂里找到了她的徒弟，说：“你今天无论如何要给我弄回台电视。”恰巧，这徒弟的同学在电视机厂，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当天就让我们家扬眉吐气，走在了时尚的前列。
不久，我家搬离了部队大院，到了朝阳门外。我在外面结交的新同学，也就是部队大院孩子看不起的“胡同串子”们，教我知道了什么是仗义。那种有福同享、两肋插刀的豪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所不具备的。
现在回想，部队大院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有两个，一是我最看不惯莫名其妙就有优越感的人。这种人现在不会在部队大院出现了，
而是经常会出现在电视台等垄断的地方，反正我见了他们就毫不客气。另外一个，就是我拼命地看电影。我不仅买下了五十八英寸的大背投，还买了堆积如山的光盘。这也算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补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