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是坐火车到雾灵山下的兴隆县的，之后搭驴车进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开始爬山。同行的是一个系的同学，包括吴尖刀、宋大脑袋、老东子、盗马贼，还有老猫（这名字跟一群土匪似的）。最像去爬山的是吴尖刀，戴个帽子拿把重剑，说是爬冰瀑用；最不像的是我，穿着肥大的裤子，走的时间长了老往下掉，得提着。
我们到那里是四月中旬。当时的雾灵山不像现在，还没有开放，所以我们算是野客。走在上山的大路上，刚开始小风一吹十分惬意。于是大家得意忘形，唱歌打趣。吴尖刀说这山上有豹子，所以我们还花了一定的时间找豹子的脚印，没找着。兴高采烈之余，宋大脑袋跑在了最前面，扯开嗓门，好像是唱《光阴的故事》吧，反正唱着唱着突然就没声了，人也站在路上不动。
当时宋大脑袋摆的姿势十分有趣，左腿直立，右脚抬起，双臂展开保持平衡，乍一看是白鹤亮翅。我第一反应以为他要拍照片呢，结果往下看，他抬着的那只脚下面竟然盘着一条黄灰色的蛇——那是北方山区常见的蝮蛇啊。敢情是天气好，蝮蛇也跑大路中间晒太阳，宋大脑袋差点没一脚踩上去。
当时年轻，不知道害怕，但反应比较快。我们捡起路边的石块树枝，劈头盖脸向那条蛇打过去。蛇吃了一惊，一溜烟钻草棵子里不见了。宋大脑袋良久才把脚放下，脸色苍白。
接下来，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宋大脑袋真的被蛇咬了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山上有治蛇伤的大夫，但人家住山顶，按照我们的计划，是下午登顶，所以不存在送宋大脑袋去急救的可能。吴尖刀表示可以为宋大脑袋吸吮毒血，他们俩关系非常好，除了是同学，还认了亲家。吴尖刀说要把自己的女儿“无法弄”嫁给宋大脑袋的儿子“送上门”，当然是期货，这俩孩子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没影呢。
第二个意外出在我们登顶后下山的路上，那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还下了雨，经常有飞石从山上滚下来。我们抱头鼠窜，才按计划赶到山腰的接待站过夜。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大通铺，是个火炕。只是给我们的煤不行，全是渣子粉末，而且还被淋湿了。晚上哥儿几个又冷又潮的，哪儿睡得好啊？
吴尖刀是有旅行经验的人，进门就瞄上了院子边上的煤堆。半夜三更，我和他拎着脸盆出来，一盆一盆地往屋里运煤，然后就是烧炕。这活以前没干过，所以大家都想试试，呼哧带喘拉风箱，乐此不疲。炕火熊熊，人欢马叫，睡觉倒成次要的了。大家一直折腾，直到躺在炕上的老东子哼哼起来。他说：“别烧了行吗？”
是不能再烧了，那炕都烧成炮烙用的大铁板了，往上一躺，那叫一个烫。大家上炕，两三分钟就得翻身，用行话来说是“烙大饼”。
可能是因为没睡好吧，第二天早晨我竟然便秘了，但还要走一天山路，必须得轻装，不能凑合。干什么都得要行家，上厕所也一样。吴尖刀告诉我，人有屎穴，具体位置在肚脐眼向右侧两指宽
（他在那用圆珠笔画了一点），再由那个点向下三指宽（又画了一圈），然后用手指狠狠一捻。我将信将疑之间，忽觉天崩地裂，直冲外面一片开阔地。为什么要去开阔地？因为压根没有厕所；不怕被人看见么？不怕，因为雾灵山的雾起来了，伸手不见五指，我自己都看不见我自己。厕所上得腾云驾雾，恐怕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
那个点穴方法我后来给很多人试过，成功率在80%以上。不成功的，可能是因为圆圈画得不圆。
第三次意外出在下山的路上。下山是从另一侧走的，没有大路，所以一度我们迷路了。后来我们翻越了一座山脊，终于看到了山脚下的公路。众人无不欢欣雀跃，除了我。
我不高兴是因为我的鞋断了。要说这双鞋还是我专为爬山买的，一双10块钱，十分轻灵。谁想到地摊货那么不靠谱，一座山没爬完，右脚那只就从中间断成了两截。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袜子把鞋绑在脚上，像个伤病员。从那么高一座山下来，可把我给累坏了，就盼着早点赶到密云的曹家路镇，那有商店，什么都好办。
在大路上，我们问一个老乡，到曹家路还有多远，老乡说，不远，还有六公里吧。
那也就是一个小时多点，我们向前走去，憧憬着到曹家路后要吃顿好的。可走了俩钟头，人还在山里。再问一老乡，曹家路还有多远，他说，不远，也就二十里地吧。
我简直无语了——向前走了半个小时，问第三个老乡，曹家路有多远，他说，不远，十五公里。
不是我们走错了方向，而是老乡们的距离感，实在是太没谱了。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坚持着，结果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到了曹家路。那心情，就是红军到了陕北一样啊。
商店里的鞋，再便宜也得二十多块钱。那时候我是学生，心疼
啊。不过盗马贼眼尖，看见门口路边扔着一只黄色皮鞋。一定是有人买了新鞋，旧的不要了，可惜只有一只。
一只就管用，更何况还是右脚。我就是穿着那只黄皮鞋回到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