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
现在谈论历史成为一种时髦。胡适曾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口红。在历史悠久得足以夸耀于世的中国大陆，当下，谈古未必论今，说史非必认真，把玩历史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趣味，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名利场。有人说，历史是个玩意，“那些事儿”只不过是谈资而已。但不管怎样打压、利诱或者喧闹、调侃，还是有一些人在自以为认真地梳理打捞着历史细节，向世人提供、展示诸多似乎已成定论或者习焉不察的细枝末节，以待后人的盖棺论定春秋月旦。
去年似乎有已故共和国上将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描述其父亲一生的很独特的传记，一改四平八稳套话连篇，而是有血有肉有痛有痒有锋芒有真情，还有一本江青的短命秘书阎长贵在古稀之年客观回首文革往事细说旧事云烟，虽都是短篇小札，但细细品味，就会知道阎不像徐景贤那么自恋、王力那么自诩、邓力群那么自负、汪东兴那么自欺、陈伯达那么自损、朱永嘉那么自毁，几乎都是小心求证有一说一的大实话。
与此相映照的是，最近在书店里又看到一本军人之后写出来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关于林彪，关于九一三事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已经有多种资料、记述在传播，其间真真假假，鱼龙混杂，有点让人难辨真假。但不争的事实是，哪怕在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的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追述回顾研究猜测中，真相总会慢慢地浮出水面，逐步地逼近历史现场。早年有《风云九一三》，有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有叫舒云者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揭秘》，更有多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出版，而阎明作为四野军人的后代，根据其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父亲，曾任当时处理九一三事件的驻蒙古大使的岳父，依据这些权威当事人提供的鲜为人知动魄惊心的细节展示，让我们更加立体全面，至少是辩证客观地看待并不久远的历史。如发生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如果不结合前苏联对东欧一些国家的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尤其对布拉格的突袭，我们就很难理解当年的“一号号令”是怎么回事。现在看来，过去所谓权威的说法称林彪借机向毛泽东示威云云是多么地离谱和荒唐。也实在是匪夷所思，按照阎明提供的观察视角，真正让毛泽东不高兴的居然是不该把这个号令称之为“一号”，而这个编号，实际上不仅与林彪无关，与黄永胜也关系不大，仅仅是阎仲川的一时疏忽而已。但天威难测，对“一号”如此敏感、计较，心思缜密一生戎马如林彪者，还是不能体察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忌惮啊。
作者的岳父在九一三事件前后正巧担任驻蒙古大使，其岳父的追忆应该说要相对客观权威得多，如机上九人机毁人亡之后的惨状，九人被埋葬过程的细节种种，苏联人掘墓割去林彪叶群头颅的史实，林彪等人埋骨处的清晰位置等，都娓娓道来，客观冷静。而温都尔汗，并不是一个荒郊小镇，却原来也是蒙古的一个省会城市啊。
珍宝岛事件几乎酿成核战争，作者不是通过孙玉国，而是借助于曹建华这一当年珍宝岛事件的前线高级指挥员种种回忆，透过历史的烟尘，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让人有恍然如梦之感。当下在钓鱼岛附近因为捕鱼而遭到日本人扣押的中国船长詹其雄，不管怎样，都会写进保卫钓鱼岛的历史中，小人物往往折射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和微妙心态。不管孙玉国怎样浮沉，曹建华说，他埋在珍宝岛，配得上。如果说到中国对印度的自卫还击战，能够避开丁盛吗？
平型关大捷成就了林彪一代名将的英名，但也因林彪戏剧性的人生收场而成为一种颇多意味的整个晋绥战役中的一件扑朔迷离的战斗。作者客观地回顾了平型关大捷的前前后后，尤其是李天佑、杨得志、陈光、杨勇等将军后人的追述与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的载沉载浮，可让人发一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