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红场骚乱表明了托派势力的强大，亦替托派命运敲响了丧钟。1927年12月18日，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反对派》的决议，批准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出党。1928年1月，斯大林下令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中亚，拉狄克发配到西伯利亚，斯大林又命令米夫铲除中山大学内的托派。米夫和王明在这场斗争中继续搞宗派活动，搞反托派扩大化，将参与其事的十多人开除学籍、党籍，遣送回国，处理了一些不应处理的人。此后“中大”托派运动转入地下，直到1930年有36名中国学生被捕，多数命丧异域之后，莫须有的“托派”才被完全扑灭。
据塔斯社1988年8月4日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30年代的四起重大错案平反，其中包括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共联合中心”案，认定“四个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决定取消原判，为四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这是后话，当时却是谈“托”色变。不过，第三国际对蒋经国还是讲政策的，没有因为父亲的问题责怪儿子，但也没有放过蒋经国的托派观点。共产国际一位代表通知蒋经国，中山大学规定学生修业两年，虽然他只完成17个月的学习，但可提早毕业，进入莫斯科一所军事院校进修。共产国际代表也清楚地表明，蒋经国必须放弃亲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和信念。
短短几个月之内，17岁的蒋经国就得面对两次重大抉择。去年4月间，他必须在父亲和革命理想之间做取舍。现在，他必须决定是放弃托派思想，还是坚持托派思想被整肃做个烈士，做无谓牺牲。
蒋经国当然不会做无谓牺牲。他胸怀大志，又识时务，当然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既然可以跟父亲划清界限，怎么就不能放弃托洛茨基路线呢？当年春天，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这是他一生之中，以现实利害克服情感和理智的第二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政治的凶险莫测，生命的复杂和无常，也使他一生受用无穷。此后一生，利害权衡和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做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做定夺。
小蒋的生活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家庭的通讯联系中断了，如果不把还能收到的迟到的中国书刊杂志报纸算上的话，他与中国的任何联系也没有了。他成了在莫斯科“孤岛”的中俄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人质。
自古政治人质不好当。这就使他的人格第一次发生了分裂和扭曲，产生了双重的人格，不断在自己内心打架。一方面他仍然自愿或被迫扮演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战士的角色，以一个毅然切断亲情、断绝与国内的社会联系，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与革命事业绑在一起的忠诚可敬的战士形象，出现在各种场合。另一方面，他对苏共的政治斗争已经厌倦，对其残暴、虚伪和不近人情的一面有深切感受，也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内外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悲哀，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苏联和中国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矛盾和痛苦时时撕咬着他的心。他曾试图摆脱父辈对他的缚绊和压力，争取政治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自主，但他没有成功。他还得继续尴尬地扮演双重角色。
在苏联和国内发生的这些令人目眩心迷的事件，亦使得冯洪国、冯弗能学到谨慎保身之道，他们毅然退出托派组织。但是和蒋经国不同，两兄妹决定回到中国，和父亲和好。冯家兄妹一连数月，在莫斯科处境十分困难，从早到晚躲在图书馆里读着又厚又重的俄文书，以躲避甚嚣尘上的“肃托”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