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丛一》中进而又讨论了“尊”和“亲”的分别：“厚于仁，薄于 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语丛一》认为，父子关系基 于亲情，君臣关系基于义务。前者出于“仁”，不能选择；后者出于义，可以 选择。因此，早期儒家认为，父子是亲情，君臣是义务。这是因为“仁生于 性，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皆有之”。这种观点即儒家的“仁内义 外”之说，“仁”是“人性”所具有的，“义”是“人道”所必需的（社会所 需的），所以都是需要的（“皆有之”）。《语丛一》又说：“为孝，此非孝 也。为弟，此非弟也。不可为也，不可不为也。” “孝”和“弟”是不能刻 意而为的，因为“孝弟”发自内在之“仁爱之心”，但又不能不身体力行，因 为“不为”则“孝弟”无以显现。从先秦儒家的典籍中，我们可以说“孝”出 于人“仁爱”的自然本性，它是不带有“功利性”的。
在此，我们需要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学”展开来讨论。先秦 儒家认为，“亲亲”必须扩大到“仁民”，才是完整的“仁学”。《郭店 楚简》中说：“孝之故，爱天下之民。” “孝”必须扩大到“爱天下之 民”才叫做“仁”，所以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以爱人，仁 也。”“仁”不能只停留在“爱父”，必须扩大到“爱天下之民”上。所以 “孝”必须扩大，必须“推己及人”。
这就是说，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亲亲）以“爱”为基点，必须扩 大为一种社会伦理（仁民），“仁民”意即“博爱”。《孝经·三才章》中 说：“（君望）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故先之以博爱，而 民莫遗其亲。”如果能使“博爱”（即推己及人、及物之爱）成为社会伦理 准则，就不会出现违背家庭伦理的“孝”的行为。这就说明“孝”在“仁 学”里是十分重要的观念，即以“亲亲”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至于
第一部分 名家十五讲
“爱物”。这样中国古代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 “地之义”、“人之行”，就容易理解了，“孝”体现了孔子“爱人”（博 爱）的精义。所以朱熹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暖爱人 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可见，“仁” 对儒家的意义十分重大。
社会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也会 随之有所变化。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带有宗法性的农业社会，前面已说过， 那时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现代家庭无疑仍是生活单位，但随 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情况却在逐渐变化。因为特殊的国 情，我国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但终究 会逐渐淡出。
这就是说，在家庭伦理中“孝”的内涵必定会有变化，例如“四世 同堂”、“养儿防老”会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 “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 “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人们 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依赖社会保障体系，但作为我国传统的“孝”的 “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又如，“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因社会关系 的变化，父子之间的关系也要随之变化。这种强调单方面权力的“三纲”是 与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理念相悖的。其实先秦儒学并不讲“三纲”，只 是到了东汉，《白虎通义》才把“三纲”法典化，作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工 具。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是 建立在双方应尽义务的基础上的，如“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和 妻柔”等。
那么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它将起什么作用？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 家庭伦理？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尊重祖先和培育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