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宏观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失衡之外，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系列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改革初期人人获益的帕累托改进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不足将影响到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盲目强调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带来的代价越来越大、高速增长的同时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未来的增长难以持续，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
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首先，必须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化解矛盾。其次，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和长期失衡，寻找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建设和谐社会。中国面临的处境如同《生死时速》中的那辆公共汽车，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会引发爆炸。如果不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未来20年内想办法拆除隐藏的炸弹，到车速降下来，必定大难将至。
如何解决内外部失衡？为了解决储蓄过高消费过低的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有的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消费是家庭户根据当前和未来的收入通盘考虑，最后找到今天消费或今天储蓄以备明天消费这两种选择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消费决策是基于永久收入而非当期收入。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是会相应增加，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工人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后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可以，但是，在投资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又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全面过热。韩国前两年发生的信用卡危机可为殷鉴。
因此，提高消费的根本之策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输送给国内投资。其次，为了减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盈余，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行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解决瓶颈行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中国目前对于公共产品或类似公共产品的一些服务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交通、道路、廉价住房等）等的投入不足，这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也是不利的。
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第一种途径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了储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将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会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储蓄下降、消费提高、投资优化，会将中国经济带入更加平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部失衡的另一个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将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经常账户顺差。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所以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导致出口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会使得服务业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但是，依靠升值调整内外部失衡的效果难以预测。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就意味着单靠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度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冲击：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受到损害，升值之后国外的廉价农产品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如果升值幅度过大，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如果中国经济因此熄火，世界经济也将暗淡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