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单靠扩大国内支出，中国经济可能进入全面过热。幸运的是，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同时实施扩大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相互中和：升值可以让扩大国内支出带来的经济过热清凉退火；扩大国内支出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这次将回到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的扩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担忧是没有理由的。从长期来看，只要GDP增长率高于利息率，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就不会导致债务负担的直线上升，而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约为9%，远远高于按照实际值计算的债务的平均成本（大约为2.5%）。按照动态的债务原理，中国可以在中期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且不必担心未来的债务负担。而且，既然财政支出能够在将来增加收益，那么按照所谓的公共财政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理应靠债务而非征税为财政项目融资。需要指出的是，和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形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增加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值得回味的是，从英国等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看，民主社会的出现都是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的。
如果我们同意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么增加的支出应该用于何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投资于那些能够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创造潜力、能够为建立和谐社会构筑基石的领域。公共投资不应该再被造成巨大浪费的形象工程和重复建设挥霍掉，而是用于那些过去投入不足的健康、教育等公共产品。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增加的投资会带来居民储蓄的下降，居民减少储蓄的同时会增加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的缺口减少，也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是实现经济腾飞还是蜕化为廉价的世界加工基地，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在教育方面增加投入，这样才能将现在那些在出口企业、建筑工地、餐馆和洗脚店工作的年轻人从非熟练劳动力转化为熟练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很快就将失去，如果不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可能将永远失去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中国目前所走的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为了调整发展战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极为迫切的。过去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需要“赔偿”。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是帕累托改善，即人人从中受益、无人从中受损，那么现在的社会已经发展到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率难以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建立和谐社会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政府投入真金白银、掷地有声。消除贫困需要增加政府的投入、解决城乡差距需要增加政府的投入、减小地区差异需要增加政府的投入、大规模的城市化需要政府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提供……
为自己的人民投资吧，这也是为中国的未来投资。如果教育的价格仍然是高昂的，如果教育的内容仍然是陈旧的，如果教育的机会对公民仍然是不平等的，如果健康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如果城里和乡村的穷人仍然不敢到医院看病，如果公共卫生体系仍然千疮百孔，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面仍然不能自由地迁移，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即年富力强和不惮辛苦的劳动力将会逐渐萎缩，产业结构升级将无从谈起。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一个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国家将会发现自己的人民劳碌一生，仍然是在艰辛和劳累中讨生活的命运。
为自己的人民投资就是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投资、为和谐社会和中国的长治久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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