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呆子”闹革命
曾经在北洋大学学习、后来又于1947年担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1900~2002），山东菏泽人，中国近代水利事业开拓者之一。先后就读于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康乃尔大学，回国后历任青岛大学、北洋工学院、中央大学、北洋大学教授，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北洋大学上学时的经历：
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她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60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她“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我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我是山东菏泽人。菏泽城外有护城堤，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我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我向他述说了我的想法，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他说：“土木。”我又问：“在全国大学中，哪个大学最好？”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我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在我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水利专家张含英曾任北洋大学校长
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四年英文，成绩不错，但进入北洋后，仍然感到困难。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教员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听起课来很吃力。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制度掌握得非常严格，毫不通融，所以同学的脑子中，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可以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
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钟声（7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我是1918年考入北洋的，听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将北洋的法科转入北京大学，同时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1918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起来了。广大同学卷入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和当年在天津读书的周总理、邓大姐有密切关系。我个人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拿我来说，我本来是个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我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在开会时，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就先走了。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我“南开的”。这印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1919年的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辞职，由冯熙运继任。这时学校挂牌，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要递“悔过书”。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愤，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我还常到“红楼”文科旁听。那时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