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和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他这个人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自打他把家族生意交给唯一的儿子―我父亲阿尔弗雷德?塔特以后，他就整天待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验室其实就是以前奴隶们住的破棚子。爷爷要是不在实验室，那不是外出搜集标本，就是抱着他快散架的书躲在图书馆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在那儿没人敢打扰他。
我问妈妈是否可以剪头发，我的长发挂在后背上，又稠又密，热死人。她说不行，她不会让我像个未开化的野人似的。这真不公平，我都要热死了。所以我订了一个计划：每周剪掉一英寸，一点儿一点儿地剪，这样妈妈就不会注意到了。若是我表现良好，她一般就不会注意到我。每次我把真实的自己藏在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小姐后面的时候，都能从她近距离的审视下安全脱身。她本身就已经被单调的家务以及无休止的男孩们的吵闹淹没了。你压根儿就没法相信六个兄弟能制造出多少骚乱。再加上热浪也让她的头痛进一步恶化，她要喝下一大勺在妇女们中间享有盛名的排毒养颜的什锦蔬菜汁。
晚上，我握着绣花剪刀，鼓起勇气，心怦怦直跳，剪下了第一英寸的头发。盯着手掌里柔软的头发，我感觉自己正大步迈向光明的未来。再过几个月，就是一个新时代啦。这真是一个重要时刻。不过，我怀揣对黎明到来的恐惧，整夜都难以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屏住呼吸下楼去吃早餐。山核桃煎饼吃起来像硬纸板一样。你猜怎么着？一切照旧，没人注意。我松了一口气，不过也忍不住想：好吧，反正这个家还不就是这样。四个星期过去了，四英寸消失了，都没人注意。只有厨娘薇欧拉在一天早上狠狠瞪了我一眼，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妈妈在持续的炎热下，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在晚餐时点燃吊灯的蜡烛。她甚至接连两个星期都略掉了哈里和我的钢琴课。钢琴课其实还好。哈里边弹边流汗，琴键也随着流淌而出的小步舞曲变得模糊不清。妈妈和桑金娜努力恢复琴键的光泽。另外，我们的钢琴教师布朗小姐也已经上了年纪，跟她同样老不堪言的马每次都要拉着马车从三英里外的普雷里利过来。她们很可能在某次旅程中崩溃倒下，然后卧床不起。从健康角度而言，不上课也不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