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购的活儿一干就是三个月，权当是毕业前的实习。有时候碰到学校的同学来逛街，高晓攀也觉得很没面子，就躲起来不见。
年底的时候，高晓攀来到华生天桥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前身），自荐要来说相声，当时还没走红的郭德纲就让他现场说了个段子，郭德纲觉得不错，就答应他来说相声。但因为活儿不多，一个月也就说四五场，劳务费是60块钱。郭德纲也很支持高晓攀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次郭德纲把高晓攀叫到家里吃便饭，两个人越聊越投机，郭德纲见高晓攀吃完一碗饭，就接着再去给他盛一碗，一连盛了四碗，高晓攀真有些吃不下了，但郭德纲说：“吃不饱饭，怎么有力气说相声啊？多吃点才有力气。”
当时整个行业都不景气，一个星期三四场，没什么观众。而微薄的收入连最低生活水平都无法维持，高晓攀曾在博客里无奈地写道：“拼命在茶馆说相声，可换来什么，一个月一两百的收入吗？”
为了心中的梦想能早日实现，2004年，高晓攀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组建了一个名为“北京相声青年剧团”的演出团队。剧团的大部分演员都是老爷子，最大的都快70岁了。而领导者高晓攀，当时只有19岁。
年少轻狂的高晓攀认为，相声就是能给观众带来欢乐的艺术，为此他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上，加入了时下最流行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他把很多80后熟悉的词语、漫画、卡通人物，甚至新闻都塞进了相声。就是为了说这种与传统相声不同的相声，高晓攀和剧团里的老前辈们闹翻了脸。他们质疑高晓攀，能不能把这个团队做好。年龄的差距是一个问题，想法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高晓攀年龄最小，稚嫩。那个时候还很轻狂，观众一捧，他就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没有学会谦虚。
2005年的高晓攀一下子火了起来。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年轻的高晓攀开始心浮气躁，他所表现出的不成熟，一时间得罪了同行。久而久之，行内的人都开始责骂他。有很多人都说高晓攀这孩子把钱看得太重，成不了什么大事，成不了大角儿。这样的话听得多了，他只有用沉默来抗议。那个时候的他只有20岁，从来没找家里要过一分钱，而他要在北京租房，他得先吃上饭啊。
他当时就买了很多挂面，那时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挂面，拿醋跟挂面一块吃，持续了一个多月。到现在高晓攀还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捡瓶子。只要他喝完的矿泉水瓶子，从来不乱扔，第一次卖完那些瓶子以后，他得到了20块钱，那就是他一星期的伙食费了。
他那时候只想着能在北京说相声，所以再苦也不觉得苦了。为了把观众逗乐，什么词新鲜他加什么词，可团里的老先生却受不了他这个，很多人把他骂得一无是处。他感到特别委屈。日子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前行。
2005年在广茗阁的时候，他和表弟尤宪超搭档，两个人张口就来的相声段子不下50段，大部分是自己的作品，其中《新十点钟开始》、《爱情宣言》、《我开始努力了》等广受欢迎。日积月累的演出逐渐培养出一批忠实观众，不知不觉间拨云见日，高晓攀越来越受欢迎，连冯春岭都对徒弟的蹿红速度惊讶不已。不少热爱相声的人口口相传“相声界出了个小帅哥”，高晓攀也笑称自己是“偶像派”，不过他并不希望别人老是拿相貌说事儿，更想通过语言征服观众。
就在高晓攀这一年正火着的时候，一连串打击接踵而至。当时高晓攀红得太快了，许多观众来茶馆只是为了看他。场场爆满的观众、山呼海啸的掌声、热情洋溢的追捧，这一切让刚满20岁的高晓攀彻底蒙了。飘飘然、自我膨胀、得意忘形。他表现出来的不成熟很快招致了一系列麻烦，得罪了同行，背负骂名，在相声界举步维艰。转眼间从山巅跌落谷底，高晓攀一时无法承受命运的捉弄，人生陷入一片阴霾。
作为过来人，冯春岭很清楚徒弟现在的处境，他明白徒弟涉世太浅，看不透。很多事情欲速则不达，表面火爆不一定是真好。为了弥补徒弟的过失，一向清高的冯春岭放低姿态，动用了多年积累的人脉，一次次跟同行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冯春岭依靠自己在相声界的口碑为徒弟化解了误会，使他能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高晓攀当时是因为意气用事，替别人背了黑锅，也替别人背负了骂名，他不曾埋怨，因为那是成长的过程，因为他知道成长的过程也会有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