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那部Studer盘带机终于要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学会的那些本领，终于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事实上，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中晚了许多。早在二〇〇七年，就听说磁带大厂Quantegy不再生产盘带，电台辗转买来了最后一批存货，囤起来慢慢用── 每卷可录一小时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盘带，品质极佳，“类比（analog）时代”的唱片业，便是用这种磁带做专辑母带。但电台盘带是耗材，使用量极大，必须一再消磁，重复使用。每次消磁，音质总有损耗，最终只能报废。
工程部买进的那批盘带，过了这几年倒还堪用，但盘带机的替换零件愈来愈难找，维修成本愈来愈高，简直跟保养古董车没有两样。这家电台，大概是台湾硕果仅存还留着盘带机服役的广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电脑录音系统，盘带退居“备份”地位。它们终将步上匣式、卡式录音座与LP唱盘的后尘，“类比时代”的种种辉煌，像没落的贵族，只能是夕照中苍凉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舍，不仅因为一九九〇年在“中广青春网”学会的盘带剪接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也因为记忆中那幅题为“播音室”的风景画，从此不再完整── 一按开关便吱吱震动的消磁机，按下“rewind”便会迅疾退带到底的盘带机（同时音乐和口白都以压缩数十倍的速度倒放出来，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纸匣子里的四分之一英寸盘带，一盏盏明灭的“播音中”红灯，一扇扇极之厚重的装着两层玻璃的隔音门，一排排饰以各色灯号的音量推钮，一只只悬臂吊着或者立座夹着的麦克风，一副副接着蜿蜒讯号线的大耳机……它们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儿时记忆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员的孩子，很早就从父母那儿学会一口标准的“播音员国语”。母亲从小就常带我去电台，偶尔工作忙不过来，还会让我自己招计程车过去找她。我上了车，熟极而流地说：“麻烦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中广公司。”便常有开车的外省伯伯用家乡腔惊奇地问：“小弟弟，你是哪里人哪？国语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哪？”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那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耸入云的豪宅，然而只要闭上眼，我仍能细细忆起那幢被铲平之前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太大的“中广大楼”── 院子入口是警卫室，戒严时代，电台和军营阵地、政府机构一样是“保防重地”，但警卫阿伯都认得我，所以挥挥手就放行了。穿过院子，左边还有一幢楼房，高悬着“中广”的标帜和遒劲的“自由中国之声”六个大字。走进门厅，地板铺着沟纹密密的深红塑胶毯，若是下雨天，鞋底总会在那上面踩出叽叽的声音。来客得在门厅的接待处填表登记，但里面的叔叔也认得我，就让我进去了。左转是著名的“中广”音乐厅（我曾参加的“中广儿童合唱团”每周在那儿集合练唱，八〇年代末薛岳主持的“周日新鲜派”在那儿办过许多摇滚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后他主持的最后一集节目，他唱《失去联络》，所有人哭成一团），右转有一间极大的录音室，是录广播剧的场地，摆着许多制造声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头楼梯。我小时候曾在那儿客串过一出广播剧的孩童角色，台词不超过三句，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冷气开得极强，人都冻傻了。
直直穿越大厅，楼梯向左右分开。一层层往上走，有一处角落陈列种种电台历史文物，墙上挂着课本里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那帧“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仰角照片。记忆中，橱窗里便展示着那支沾过“总裁”口水的老式麦克风，和许多古旧的电波发射器、真空管之类的历史器材。除了偶尔到访的外宾，大概只有我这个孩子，会对着橱窗里那些乏人问津的陈旧物事痴痴傻看吧。
母亲的同事也都是播音员，每个人讲话声音都好听，也都喜欢跟我聊天。主持“儿童的音乐世界”的李娓娓阿姨觉得我“口条”还不错，干脆邀我每星期在她节目里说一则故事，材料随我挑，单元就叫“小球说故事”（我幼时小脸圆圆肉肉，故名“小球”，长大才变长脸），那时我是小学三年级生。起初录节目动员全家人助阵，连念幼稚园的弟弟也来了，大家分配台词、制造音效，俨然广播剧的阵仗。后来做熟了，常常一人分饰多角，独自搞定，末了甚至得意忘形，态度有点儿随便起来。母亲曾经听了一辑，皱着眉头说：“你自己也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吧。”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很久。
当年录节目是有钟点费的，钱由母亲代领，但我有一本小册子，每笔收入都郑重其事记在上面。加来加去不过几百块钱新台币，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很志得意满了。况且，每星期去“中广”，警卫室阿伯若是盘问来意，我的台词不再是“我来找我妈妈”，而是“我来录节目”──多专业！多得意！
“小球说故事”做了一两年吧，手边合适的故事书几乎都用完了才喊停。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小播音员，我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口齿大概还算清晰，风格中规中矩，绝对称不上大方活泼，可能还有几分老气横秋的油条味儿（若我今日听到一个孩子那样说话，应该会非常厌恶的）。除了一开始进录音室必须知道的几项基础知识（比方讲话不要太贴麦克风免得“喷麦”、怎样比画手势和玻璃对面的录音师叔叔沟通），我不记得李阿姨或母亲可曾对我施以任何“播音员训练”，我猜她们应该没有什么“培植”之心，丝毫没想过要让我变成“广播童星”。那时候做节目从来没怎么在意“听众”这回事，甚至好像也没有收到过什么听众回应──就算有，我也记不得了。
就这样，糊里糊涂客串了一阵子小小播音员，若说这就叫“入行”，实在有点儿牵强。但这样玩过一阵之后，播音室便可以不只是“妈妈的地方”，偶尔也不妨是“我的地方”了。
再次让播音室变成“我的地方”，得等到一九八九年，考上大学等着上成功岭的那个暑假。在“中广青春网”主持老歌节目“回到未来”的蓝杰阿姨，通过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在她的节目开一个单元，详细介绍披头士（Beatles）──或许她看到了我在高中校刊写的披头士文章吧。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正巧是母亲二十多年前开始做广播的岁数。蓝杰，才是正式带我“入行”的恩人。
母亲当时是“中广青春网”的总监，这个频道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候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啊，是的，那时候年轻人不再说“节目主持人”，要改称“DJ”了。“青春网”的DJ几乎没有人在乎“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英文腔、台语腔……荤腥不忌，冶于一炉。须知在此之前，任何人要在官营电台做节目，一口“播音员国语”永远是最起码的条件，“青春网”率先打破这门规矩，从此解放了收音机的“口音”。此外，“青春网”也是台湾第一个开放“叩应”（Call in）的官营电台。当年媒体尺度不比现在，万一现场叩应被“匪谍”或者“少数阴谋分子”渗透，当着全台听众大呼口号，必将惊动层峰、株连无辜。于是特别规定“叩应”内容必须先录下来，确定没问题再播出。收音机里的叩应，其实是几分钟前录的。
当年那群“青春网”DJ，个个生毛带角，个性鲜明：热爱重金属的Robin（后来进军电视圈，成为赛车评论员）、主攻重摇滚老摇滚的杨嘉和于婷（人称“摇滚皇后”）、专精爵士乐的赖声川、介绍英伦“新音乐”的程港辉（爵士乐功力也极其深厚）、主讲乡村乐的蒋国男，都是“活字典”等级的厉害角色。彼时舶来音乐资讯珍罕难寻，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阵容华丽的“青春网”DJ们简直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每天送来的电波，都埋藏着启蒙的密码。
蓝杰是杨嘉的姐姐，早年曾经做过翻版唱片生意，除了排行榜金曲，也曾引进许多西洋摇滚前锋作品。杨嘉始终在唱片圈工作，蓝杰的正职却是寿险业务。这对姐妹音乐功力深不可测，一肚子掌故信手拈来，都是作论的材料。她们的节目各擅胜场：杨嘉口味比较重，精神核心偏向七〇年代前卫摇滚与重摇滚，蓝杰的情感则更靠近五〇、六〇年代的摇滚启蒙期，气质温润一些。
蓝杰约我喝咖啡，我带着一册密密麻麻写满研究笔记的本子赴会，忐忑而兴奋地做了一场披头士历史大河剧暨广播节目专题规划简报。她似乎对节目内容一点儿都不操心，悠悠聊了些不甚相关的家常话题，便把这事讲定了。自此，我每周在“回到未来”担任客席DJ──事隔多年，又得每星期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报到了。
从“中广”大厅楼梯上去左转，弯进窄窄的走廊，便会通到第八控制室，简称“八控”。你远远就知道那是“青春网”的专属录音间，因为它从里到外贴满了摇滚海报。“青春网”是当年唯一规定所有主持人都必须“自控自播”的电台，DJ必须坐在中控台前，一边讲话，一边操作两部LP唱盘、两部CD机、一排匣带机、两部卡式录音座、两部盘带机……右手边那面墙排满了CD，左边和后面的墙则排满了匣带，包括台呼、jingle、广告、片头片尾、串场音效、常备歌曲和每周更换的推荐新歌──现在的电台已经看不到匣带，都改用电脑了。
一九八九年夏末某日，“回到未来”披头士单元第一次录音。我全身僵硬，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极其别扭，那些熟悉的机具，看上去蓦然显得巨大无比。ON AIR红灯一亮，蓝杰简单开了个头便让我接着讲。我一口气独白十二分钟，才让她有空插嘴播歌。然而她一点儿都不着急，微微笑着，让出空间，尽我自己慢慢找到更合适的节奏。那一天，开启了我的“DJ生涯”。
“回到未来”的录音时段多半定在中午，我总是从家里踩脚踏车去仁爱路三段的“中广”大楼，十分钟就到了。蓝杰每次都会买两个便当等我一起吃，我们就坐在安静的播音室里吃饭闲聊，吃饱才上工。有一次录音，正说到关节处，一个排骨饭味道的饱嗝涌上来，我努力要把它压下，一句话憋到一半变成牛鸣。蓝杰扑哧一笑，倒带重来。于是我知道：上节目还是尽量别吃太撑，万一是现场直播就糗大啦。
在蓝杰节目当了好一阵子特别来宾，披头士之后，又陆续介绍了滚石（Rolling St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做过一系列蓝调溯源的专题，还有万分艰难的鲍勃·迪伦（Bob Dylan）。滚石介绍告一段落那天，蓝杰问我接下来还想介绍谁呢？该轮到迪伦了吧。我叹道，迪伦很难哪，恐怕得给我半年来准备。一旁的录音工程师翻了翻白眼说，哼哼，半年？大概不够哦。我被他这么一激，当场决定非做到不可。
若要“攻读”迪伦大量用典、雅俗混搭的诗句，唱片里没有歌词，“圣经”只能是母亲珍藏多年，收录他历年歌词、诗作、素描的精装大书《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Writings and Drawings of Bob Dylan），遇到读不懂的字词，便得翻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当代俚语俗语辞典》。至于字典查不到的时代掌故，还得翻阅四五种版本的迪伦传记。对付迪伦那些繁复晦涩的诗句，我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逐字详解变成“摇滚英文教室”，索性自费影印歌词，听众把回邮信封寄到电台，我就奉送一份“讲义”。每个月，我都会抱着那一大册《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到对街便利商店一页页缩小复印，剪贴完稿，拼成双面A3尺寸，再回去印几十份，一一折好装封投邮。当年做这些丝毫不累不烦，只觉得能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私心喜欢的音乐，是最最快乐的事。
那年头的听众也很够意思。广播听完，心情激动，于是专程去文具行买信封信纸邮票，写下洋洋洒洒的收听心得，出门找邮筒寄出，然后天天守着收音机，期待主持人会提到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场景，如今早被email和网络留言板取代。然而当年家用传真机尚不多见，网络更是闻所未闻。除了现场“叩应”，信封信纸就是你和“收音机里那个人”唯一的互动渠道了。
“中广”毕竟是电台霸主，台澎、金马，甚至福建沿海都听得到“青春网”，听众回信也来自四面八方：中学女生常把信纸折成花里胡哨的立体工艺品，我拆读之后永远折不回原样。准备联考的高三男生密密麻麻写了四五张信纸痛陈教育体制的扭曲与不义，仿佛我是世间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一次重感冒，我请听众原谅自己讲话瓮声瓮气，东部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竟亲手织了围巾寄来。还曾经收到一封监狱来信，薄薄一张十行纸，字迹工整，称赞上星期节目放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受刑人写信大概有字数限制，内容很短，段末还有典狱长之类的审批印章。我努力想象那人在监舍吃完牢饭，扭开收音机凝听老摇滚的画面。那个星期的节目，我又特别送了一首亨德里克斯的歌给他——但愿我播的是他翻唱迪伦的名曲《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一定有办法逃出这里”，小丑对贼说“这里太混乱，我再也吃不消”……
这些来信，让我初次窥见了广播这一行的魅力与风险：原来我在节目里放的歌、说的话，真的会对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想想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熬夜写的长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也才十九岁，却骤然感受到“公器”两字沉甸甸压在肩头──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放放老摇滚过把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