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物僮也记得她，主动告诉我她每次都会给两块钱小费。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一辆货车，他记得一辆蓝色厢型货车停在前面，后来跟着她开走了。他没注意到车型及车牌号码，但对于颜色却颇为肯定，仿佛记得车身一侧漆有类似电视修理之类的字样。
大西洋街那边的人记得的事情比较多，因为能引人注意的事比较多。收银台后面的女人立刻认出照片里的人，告诉我弗朗辛那天买了什么――橄榄油、芝麻酱、福尔红豆，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玩意儿。但是绑架发生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正在招呼另外一位客人。不过她知道有怪事发生，因为有位客人走进来说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店里跑出去，跳进一辆货车后面。那位客人很担心，怕店里遭抢，那些人总是抢了就跑。
中午前我又找到几个人，和他们谈过，本来想到隔壁去吃个午餐，却记起自己曾向彼得?库利提出的忠告。周六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转眼就到了礼拜二，今晚我又会和埃莱娜在一起。我打电话到聚会办公室，得知十分钟路程以外的布鲁克林高地十二点半有聚会。那天的主讲人是位老太太，外表上看起来异常端庄，可是从她的故事里知道的她戒酒前的经历却恰恰相反。她以前是个流浪妇，睡在人家门口，从来不洗澡，不换衣服。她不断强调以前她有多肮脏，味道有多臭。听她的故事，实在很难跟坐在桌子前的本人联系在一起。
聚会之后，我回到大西洋街继续做没做完的事。我在一家熟食店里买了个三明治和一罐奶油苏打水，顺便询问了一下那里的老板。然后我站在店外头吃我的午餐，吃完了再去找街角的报摊伙计和一两位顾客谈谈。我走进阿莱波餐厅，跟他们的出纳和两位服务生谈过。然后又回到阿尤布的店――我也开始这么称呼那家阿拉伯美食店，因为和我谈话的那些人都这么叫。等我回去的时候，那女人想起那位怕店里遭抢顾客的名字。我在电话簿里查到那个人，打过去的时候却没人接电话。
到了大西洋街之后，我已放弃我编的那个保险理赔调查的故事，因为那跟他们看到的情形会有出入。不过我也不想让那里的人觉得有像绑架或谋杀这样严重的事发生了，或许有人会认为作公民的有义务报警。我想出来的故事内容大致如下，但随时会因我的谈话对象而稍做更动：
我的雇主有个妹妹，正考虑跟一位想留在美国的非法居民办假结婚，男方有个女朋友，这位女朋友的家人非常反对这桩婚事。这个女朋友有两个亲戚，都是男的，最近一直在骚扰我的雇主，想说服她叫她也帮着一起说服妹妹取消这桩婚事。她同情他们的立场，但实在不想卷入纠纷。
星期四他们一直跟着她来到阿尤布的店。等她从店里出来时，他们找了个借口架她上了货车，然后开车到处转，企图说服她。等他们放她下车时，她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为了挣脱那帮人，她不仅丢掉了她买的东西（橄榄油、芝麻酱等等），也把皮包给丢了，当时皮包里有一个价值颇高的手镯。她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姓名，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们，所以……
这个故事其实说不怎么通，但我也并没有想说服电视台替它拍个电视剧，只想拿来让一些基本上都满正派的市民安心，让他们觉得尽力帮忙是件既安全又高尚的行为。结果我得到很多免费的忠告，比如：“这种婚姻最靠不住了，叫她跟她妹妹讲，不值得的。”不过同时我也得到不少情报。
四点刚过，我决定下班，坐地铁回哥伦布圆环，恰好躲过高峰时段。柜台有我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广告。只因为依据目录向邮购公司订购了一样东西，现在我每个月都收到一打以上的目录。我住的房间很小，连摆目录的空间都没有，何况目录里介绍的我已经买了的东西。
上楼之后我把所有信件都丢掉，只留下电话帐单和两张留言，两张都写着“凯南?咖喱”打电话来，一次在两点半，另一次在三点三刻。我没有立刻回电话，我已经累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