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苏美英三国外长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通过了《莫斯科会议协议》，规定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部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诸条款一一实现。经过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9国的反复磋商，达成协议，决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上列九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此后印度和菲律宾代表也参加了这个协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遂由这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根据莫斯科外长协议，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发布特别通告，宣布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于同日批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审理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乙）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丙）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以审理甲级战犯为主，乙、丙级战犯由受害国组建法庭审理。
中国方面接到通知后，即由外交、司法两部遴选法官和检察官。会商结果由梅汝担任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向哲为检察官。由于工作繁重，法官、检察官各一人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于是罗致人才，物色谙习英文又对国际法有研究的人士辅助。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方福枢和裘劭恒，均干过多年的律师，经梅汝?和向哲?的推荐，两人分别担任了法官和检察官的秘书。赴日月薪为300美元，虽不菲薄，而当时他们从事律师职业的收入远不止此数，但他们的血脉中燃烧着民族的耻辱和仇恨，因而决然乐从。
由于日本侵华是审判的主要部分，事务繁杂，中国又特派倪征※、鄂森、桂裕及吴学义为中国检察官的顾问。刘子健、杨寿林、高文彬等参加了秘书工作；中国翻译组有张培基、周锡庆、刘继盛等人。
他们都是富于正义感、爱国心的有识之士。审判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梅汝为铁道部长，向哲?为最高检察长，他们都没去上任。解放后，梅汝任全国人大代表，向哲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倪征※任外交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裘劭恒也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其余回国人员均在高等学府从事教学。
按照宪章的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以下11名法官组成：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法官扎里亚诺夫，美国前陆军军事检察长少将克拉麦尔，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派特立克，法国一级检察官贝尔纳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院长韦伯，荷兰乌德勒支市法院法官、乌德勒支大学教授洛林，印度某大学教授巴尔，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马克都哥尔，新西兰最高法院法官诺尔斯克诺夫特，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扎兰尼拉，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
检察官也是上述盟国各遣1人。中华民国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为11名陪席检察官之一。检察局设在明治生命大厦里。美国大律师约瑟夫?基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检察局局长，任命的这一天正好是日本偷袭珍珠港4周年日。
梅汝?等于1946年3月31日下午飞抵东京厚木机场，随即由美军人员接往日本陆军省大楼，这里现为国际军事法庭办公地点。车行途中所见，处处是瓦砾创伤，重要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均有弹痕火迹，唯有皇宫和陆军省大楼巍然无恙。法庭的审讯工作基本套用美英模式，日常安排也无不仿效美英的惯例。法官与检察官表面上互不过从，住所也分在两处，法官均下榻在东京帝国大旅馆，检察官则分别住进其它几家宾馆。随员助手们均住东京第一旅馆，仅次于帝国大旅馆，系接待盟军校官以上人员的场所。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国民党政府并不重视，以为日本法西斯犯下的血腥暴行和弥天大罪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只要法官和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使战犯受到公正的惩处，因此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和物证材料。更重要的是法庭采用的是中方代表所不熟悉的美英模式，而美国政府极力把持操作程序，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提出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如对每个战犯除设有自聘的律师及辩护人外，都配置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延宕审判时间，以便为那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这样一来，中方代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大半河山被践踏蹂躏，同胞伤亡三千多万，600亿美元的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却拿不出证据惩办那些曾横行中国的凶残战犯，代表们个个痛心疾首，胸中翻腾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抱定一个决心，如若不能报仇血恨，则无颜以对列祖列宗和江东父老，他们就一齐跳海自杀。
为了摆脱困境，赢得法庭上的主动权，他们一方面积极与国内联系，敦促政府收集人证物证等证据材料，一方面到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的档案。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敌国十几年的档案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拟出指控材料；他们仔细研究美英的法律程序，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以便据理力争，并于住处进行控诉演习，其工作之繁重是超乎寻常的。他们还运用老百姓中的蔑称来指代战犯，以避开日本的耳目，如以"土老二"、"土匪原"指代土肥原，以"板老四"、"板完"（上海话："板定完结"）指代板垣等。他们很快提出了11名战犯名单。为了取得确凿、具体的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裘劭恒向法庭提出实地调查的请求。他领着美籍检察官克劳莱和温德飞回中国，先后到上海、广州、桂林、衡阳、汉口，北平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逐渐掌握了大量的有力证据，中国政府正式提交了《关于日本主要战犯土肥原贤二等30名起诉书》，其中有10人后来受到了严惩。裘劭恒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但我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维护民族气节和法律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