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卸任后，盖特纳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后又被聘用到纽约联储工作。尽管曾供职于民主党政府，盖特纳还是被共和党出身的彼得森委以重用。
纽约联储主席一职是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第二重要的职位，担负着重大职责，因为纽约联储不仅负有管理财政部大部分国债的责任，而且是政府在全国金融中心的耳目。在美联储 12家地区储备银行中，只有纽约联储的主席是利率委员会的终身成员。另外，由于纽约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纽约联储主席的年薪是美联储主席的两倍。
尽管盖特纳的个性并不适应这种环境，但他还是逐渐适应了在纽约联储的工作，并且因善于深思熟虑、促成共识而声名远播。他还非常勤勉地通过自学弥补所缺的知识，比如他自学了衍生品市场的知识，并开始质疑风险分散的相关理论。在他看来，分散风险的做法实际上会使一些原本孤立的问题复杂化，从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尽管他原来在美联储的老板艾伦 格林斯潘并不这么认为）。
盖特纳在 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提道：“这些变化看似让金融体系更能承受一系列大范围的冲击，但实际上它们没有消除风险，没有终止市场狂热或恐慌的趋势，没有消除某家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倒闭的可能，更没有使更大范围的金融系统免受其害。 ”
因此，盖特纳很清楚华尔街的繁荣最终将走向衰落，而且根据他在日本的经验，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当然，他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华尔街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终结。不论怎么研究和准备，他也不可能应付得了 2008年3月初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马修 斯考金（MatthewScogin）把头探进罗伯特 斯蒂尔位于拐角处的办公室，问道：“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开始新闻发布会的提问演练了。”斯蒂尔看了看他的高级顾问，叹了口气说：
“好吧，就这样吧。 ”
保尔森和盖特纳、伯南克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均被安排于 4月 3日上午在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贝尔斯登的艾伦 施瓦茨（ Alan Schwartz）和摩根大通的杰米 戴蒙则紧随其后。但保尔森突然需要立即飞往中国进行一次官方访问，所以副手斯蒂尔将代他出席听证会。
和盖特纳一样，斯蒂尔的名气也仅限于金融界，因此他觉得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作证可以被看做是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他的手下一直在一遍遍地进行“模拟提问”，想通过这种老套的华盛顿方式帮他做好听证会准备。在提问演练中，斯蒂尔的手下扮演一些刁钻的国会议员，向他提出那些政客可能问的各种问题，这种训练也是为了确保斯蒂尔在受到言辞攻击时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头脑清醒，并能清晰表达。
尽管斯蒂尔在国会议员面前展现的形象是一位经验丰富而又自信的演讲者，但这次所面临的挑战要比以往大得多。他知道除了会被问及“贝尔斯登救援”之类的棘手问题外，等待他的还有一个难答的问题：为什么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所谓由政府支持的企业买进了如此多的抵押贷款。尽管几十年来“两房”（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同）一直是政界和学界讨论的敏感话题，它们被指责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但从未像现在这样饱受如此猛烈的抨击。
鉴于贝尔斯登的倒闭，参议员们可能会将这几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其中，信贷紧缩的首要原因就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购买了太多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现在，正是这些次级抵押贷款打击了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主导着房地产市场，并认购了超过 40%的次级抵押贷款，这些抵押贷款因为市场的信心下挫而迅速贬值。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银行贷款的发放。对此，保尔森曾这样评价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的证券产品像水一样在所有金融机构之间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