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甚至在财政部例会上讲话都会结结巴巴，相比之下，机智帅气的斯蒂尔更适合做发言人，因此他经常会抢老板保尔森的风头。斯蒂尔与保尔森初识于 1976年，那时斯蒂尔刚从杜克大学毕业来到高盛位于芝加哥的办事处工作。和保尔森一样，斯蒂尔没什么家庭背景，他从小在杜克大学校园旁边长大，父亲起初是自动点唱机的维修工，后来卖人寿保险，母亲则在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实验室做兼职。在高盛时，斯蒂尔就已经成长为了一位颇具雄心的银行家，同时也是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86年他前往伦敦开拓股权资本市场并帮助公司在欧洲立足。
斯蒂尔在高盛上市时就已经是公司合伙人，现在身价已超过 1亿美元。早在 4年前他就决定退休了，因为他尽管担任过无数高级职务，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近最高宝座。虽然内心深处仍希望能成功地杀回私营部门，但和许多高盛前辈一样，他也想在公共服务方面多投入一点时间。他曾在哈佛大学约翰 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这让他在公共服务领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2006年 10月 10日，他接受保尔森的邀请前往财政部担任主管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
现在，他和斯考金一起走进会议室，准备进行最后一轮的模拟提问，他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真正进入游戏角色了。财政部的同事戴维 内森、首席顾问詹姆斯 威尔金森以及公共事务助理部长兼政策规划部主任米歇尔 戴维斯早已在会议桌边就座了。
他们都很清楚最有可能提到的话题是：贝尔斯登的收购价最初定为每股两美元，政府在这场谈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实，连财政部的工
作人员都对此事一无所知。最清楚此事的只有那些当事人，比如摩根大通的杰米 戴蒙和贝尔斯登的艾伦 施瓦茨，这两位将在听证会那天详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斯蒂尔知道低价收购是由保尔森推动的，目的是向外界发出强烈信号，表明贝尔斯登的股东不会从政府救助中渔利，但财政部工作人员从未公开证实此事。实际上，为了保尔森和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财政部最好不要承认那天发生的事情—— 3月 16日，星期天下午，保尔森给戴蒙打电话：“我觉得这次收购应该以很低的价格成交。 ”
斯蒂尔知道应该在听证会上回避这件事。在模拟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上，戴维斯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强调，斯蒂尔必须避免卷入关于收购价应该定为两美元还是 10美元的争论中。斯蒂尔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保尔森此举完全是顾全大局，股东本来就不该从纳税人投入的资金中获利。另外，他们还鼓励斯蒂尔坚决阐明财政部其实并没有明确同意贝尔斯登的交易，无论如何，斯蒂尔都应该把矛头转向联邦储备委员会，因为它才是唯一有权批准此次交易的政府机构。
在模拟提问开始前，内森简要地向斯蒂尔汇报了主要进展。内森介绍了他最近与理查德 谢尔比（ Richard Shelby）属下谈话的情况，理查德 谢尔比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内森提醒道：“谢尔比将很难对付。 ”
与真实情况相比，内森的提醒算得上轻描淡写。实际上谢尔比对保尔森的做法极为不满，不仅是因为救助贝尔斯登这件事，他对保尔森最近所做的另一件事也反应强烈。在救助贝尔斯登后没几天，保尔森又在布什总统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增加了一项条款，提高准许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抵押贷款的上限。谢尔比曾为此好几天都不回财长的电话，以至于最后保尔森对谢尔比的属下厉声质问道：“难道他不知道我是财政部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