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意义上，澳门保护其市场环境、适应变化的这场战斗是政治的。1993年，刘伯龙指出，在重大政治任务悬而未决的同时，澳门还应该通过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从而提高它的赌注，这意味着政府在控制贸易环境上应该扮演一个姿态更高的角色，超越政府通常所扮演的放任主义角色。事实上，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已经给予这个问题以高度的关注。作为一个没有自己“国际人格”（internationalpersonality）的非主权实体，澳门必须由一个或多个行使主权的国家作担保。换句话说，在主权归还之前，澳门的国际关系一直在法理上受制于葡萄牙总统的批准，在事实上受制于中国的批准。这些关系，不仅对于移交准备阶段的澳门，而且对于未来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都有着深远的经济意义。比如，自1975年以后，在重要的“多种纤维协定”中，澳门就一直由葡萄牙代表。再比如，1991年，葡萄牙和中国一起帮助澳门获得了“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员身份，使得澳门能够在所有主要出口市场上获得最惠国待遇，参与所有与贸易相关的谈判。特别是，刘伯龙认为，澳门应该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帮助它获得货币的独立，及其货币政策在国际层面上的可信度，并作为一项措施，推动澳元成为世界市场上可充分自由兑换的货币。他建议，澳门还应该考虑加入某些国际公约，比如那些由国际劳工组织实施的跟劳工福利有关的公约。他认为，这样一些措施明显可以帮助建立国际社会对澳门的信心，同时给澳门带来某些福利，比如低关税和高出口配额，对中国和澳门都有好处。(5)
有趣的是，回顾1992年6月，当欧共体（如今的欧盟）与澳门之间签署“贸易与合作”协议的时候，葡萄牙和中国都把澳门作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和通道来推介。不仅澳门被给予了“最惠国”待遇，而且，甚至给予了澳门派出一个代表团常驻布鲁塞尔的特权，在移交之后转为贸易代办处。在2000年1月1日解散之前，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批准澳门参加了140个国际协定，获得了40个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但是，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曾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扩大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贸易联系，还是扩大其文化联系，都不能确保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真正自治 如果没有澳门特别行政区领导阶层支持自治的政治意愿以及北京保证自治实现的大量善意的话。”(6)
无论如何，尽管澳门（特别行政区）像香港一样，也没有超出中国实际容忍限度的国际人格，但这对于澳门以及（在范围上大得多的）香港所扮演的国际金融和经济角色来说，也是一个讽刺。《澳门基本法》对待澳门的国际身份有特别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一章第一条），而一些特许事项则在第七章“对外事务”中另有说明。本质上，这些规定给了澳门很大的活动余地 以“中国澳门”的名义 跟其他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发展关系，缔结协议，维持已经加入的国际协定，并建立移民控制。然而，很显然，中国总体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的国家（尤其是台湾）来说，不存在任何特许。然而，正如《基本法》也予以强调的那样，如果澳门想要维持其国际市场的小环境的话，对第七章“对外事务”作出大方的解释将是必要的。
回到澳门是否会落入工业生产的一种地区模式这个问题，伯纳德和雷文希尔提供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即，他们认为，制造业和工业过程的扩散，并非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复制日本的经验（或者，被比作“雁行模式”），其特点是“不断转换的层级生产网络，这一网络向后连结到日本的发明创新，向前连结到美国的出口市场。”然而，尽管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之间的差异可能看上去很明显，但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地区透视模式依然是诱人的，并且在文献中占支配地位(7)。然而，正如我们从对澳门漫长历史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宏观层面的聚焦，不可能脱离照察历史起因的分析，包括分析政府在建构本地政治经济参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地方生产组织赖以产生的基础。
【注释】
1．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TheMakingofHongKongSociety，香港，1991），第193－208页。
2．把澳门放在地区远景上看，有一点变得很显然 正如《季度经济公报》（第43号，1994年第4季度，澳门政府）中所报告的那样：1994年1月到11月之间，中国广东省的对外贸易额达到了835亿港元，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2%。在同一时期，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35%和17%。工业生产增长了25%，1994年吸引的外国投资总计约115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