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资本主义（包括金融资本）的戏剧性崛起 在时间上与葡萄牙革命之后接连几任改革派总督的到来正好重合 迫使人们重估澳门资本积累的过程。尽管我们尚不能把起因归到政府或是个人行为的头上，但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中，对一些有技术头脑的总督和顾问的任命，加上中国广东省生产力革命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有助于澳门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型。(2)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型伴随着政府在经济计划和金融管制中越来越多地扮演干涉主义者的角色。然而，随着中国自身市场的开放，珠海特区在边境一侧的创建，以及由于临近香港（资本）和大陆（廉价劳力）而培养起来的正在萌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这一切，引发了技术结构的转变，与此同时，澳门新型的经济计划者们 连同它的那些好战的、通常也是爱国的（亲澳门的）企业家们 发展起了他们自己风格的资本主义天堂。在这场冒险中，他们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的重要推动（以注入投资的形式）。
从宏观经济的观点看，这一转变也是曾经横扫亚太地区的新经济区域主义的组成部分，其象征性的事件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组建，以及像东盟（ASEAN）这样的地区组织向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转变。它还是这样一场运动，把越来越多的空谈家们所预言的东西看作是中国的崛起，到新世纪初期，它将成为一个GDP意义上的经济大国。
正如克里默所言，世界上最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对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影响的地方，莫过于澳门。作为证据，他引用了很多限制澳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确凿事实：阻碍澳门获得提高商业效率所必需资金的国际竞争，出口商把比例不断增长的地区GDP卖到了国外这个事实，澳门公司所有权的跨国性质，还有生产和销售的战略，对转变外国消费者品味的依赖，澳门股本极其容易受国际动向和金融市场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当中，正是澳门对高度灵活的市场的进入，使得它最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因此，澳门必须充分捍卫其自由贸易的立场，同时要奋力确保它的免税权以及（尤其是）西欧市场的准入权。克里默还指出，轻松进入外国市场的权利，可能是长期竞争的结果，参与这场竞争的，不仅有香港和台湾，以及如今的中国大陆 尤其是经济特区，包括珠海 而且还有像越南和老挝这样一些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地。(3)
因此，不同于那种独裁主义的发展模式，比如军事强人领导下的韩国和国民党保守派领导下的台湾，在这些地方，后来的工业化和民主化与劳动纪律携手并进，也不同于新加坡的情形（它坚持不懈地把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和经济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澳门，这两种方式兼而有之。澳门有着高标准的民主制度、人权、劳动立法以及人的尊严感，当时间进入葡萄牙人管理的最后几年的时候，澳门已经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经济基础，一个比例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一个有国际视野的都市上层阶级，以及一个稳定的基础结构，能够着手把这一地区打造成珠江三角洲中心的一个关键性的金融和信息节点。
尽管澳门将近500年的历史确实有过它的兴衰沉浮，但澳门在战后的崛起，却跟围绕“东亚发展模式”的普遍流行的神话和陈词滥调 比如必要的独裁、动员和干涉主义 格格不入(4)。毋庸置疑，正如对澳门商法的修订增强了其在亚太市场的小环境一样，澳门未来的实力 比照中国的不稳定 取决于其新的领导阶层维护现有法律程序和法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