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让大家看到，世纪之交的澳门凭着自身的资质，充当了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样本，以及一个微型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是，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澳门的繁荣发展，究竟是后来者复制先行者经验这一路径的必然结果，抑或是宏观因素 比如本地资本的长期增长 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本书还涉及了葡萄牙历史上的世界范围扩张是如何延伸到了亚洲的藩属贸易体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宗主－藩属关系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在打造全球秩序的过程中，欧洲在亚洲的扩张面对了强大的挑战 比其在西半球的扩张更甚 其表现形式就是地方权力关系。可是，尽管葡萄牙长期以来在藩属关系中对地方官僚权力的裨益使之拥有了对竞争对手的优势，但它也把限制强加给了商业创新 而这正是正在崛起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标志。无论如何，即使是在它的商业鼎盛时期，澳门更多的是一个正在构建其海上帝国的东方威尼斯，而不是佛兰德斯，更不是阿姆斯特丹，在这些地方，商业资本很容易被转化为原始资本主义的活跃形式。葡萄牙在亚洲这个主题（例如本书所讨论的），与其说为欧洲例外论提供了例证，毋宁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同于伊比利亚列强对西半球的暴力征服和吞并，以及与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对抗，在跟像中国这样强大的亚洲藩属体系打交道时，葡萄牙尊重传统，并且只在当地中国人的容忍下运作。
澳门作为中日印贵重商品三角贸易的一个关键节点，为什么会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衰落，澳门为什么没能成功地利用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里获得对中国市场进入权的垄断，其原因一直被归到外部因素的头上。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澳门自己的“外部因素”，或者说在一种今天会被称作有着高度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情境中对海外贸易的脆弱依赖。然而，澳门现时代的衰落，也是中国自身在不平等条约和西方经济帝国主义冲击的环境之下的经济前提的组成部分。
尽管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外，但我们还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伊比利亚中心的欠发达（相对于西欧）排除了葡萄牙各殖民地生产革命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在萨拉查独裁政权漫长的统治时期里，澳门衰落为一个本质上的殖民地食利经济体，处在这样一个境况中：政府依然基本上是不干涉主义的，除了财政控制和向赌博业收取特许费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澳门在经济上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要归功于廉价劳动力 澳门的无产阶级 的供应，以及中小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他们最初是中国沿海的买办和资本主义冒险家。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澳门见证了经典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是殖民资本（比作为殖民政府的附属物更经常），另一方面是华商资本。然而，在殖民地时期的澳门，阶级形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1920年代见证了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崛起 由于社会控制和文化选择的结合而始终发不出声音。正如陈伟群在他对早期香港（澳门也是如此）的阶级形成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集体行动的形成，既是由于阶级和经济的分裂，也可以“归因于文化的特性”(1)。一方面，是土生葡人相对于葡萄牙人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不确定，另一方面，有良好教养的华人精英完美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正如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一样，商业资本 始终是华人的 毫无困难地把它的政治忠诚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即使 在某些历史接合点上 在各种不同的团体和“阶级”的行动中，澳门的劳动力和资本都走向了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