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 有中国在一旁奉承讨好 1999年之后澳门及其人口的并入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澳门的政治、社会、司法、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26)。不过话说回来，澳门还算是幸运的，它没有遭受果阿那样的恶运，1961年，在葡萄牙军队做出一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果阿便无力地落入了印度之手，为不结盟运动的另一位创始成员印度尼西亚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1975年10－12月间，印度尼西亚渗透、入侵、吞并了东帝汶，并非偶然的是，在军事行动 不是针对葡萄牙人，而是针对东帝汶人 期间，杀死或饿死了这块殖民地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
然而，正如一位葡萄牙分析家彭慕治所评论的那样，尽管澳门充当了 而且充当了几百年 自由的捍卫者，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自由的灯塔，但我们却不能说民主在这一地区也是如此。远远不是这样。彭慕治在澳门选举体制和政府体制之间辨识出了一种意义深远的“脱臼”，这是一种病症，只能通过引入无记名直选来加以矫正(27)。尽管那或许始终是痴心妄想，但对澳门（还有彭定康治下的香港）来说，在不牺牲自由的前提下捍卫有限民主的观念依然是重要的。同样，可以说，《澳门基本法》中庄重承诺的滴水不漏的保证 支持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相对） 依然不能确保基本的公民权利优先于对国家的义务。
围绕澳门向中国特别行政区的过渡，以及当时隐约显现的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一个小小的反讽是：葡萄牙把注意力放在了让它在澳门的历史遗产不可磨灭（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不可磨灭）这件事情上。这场世纪末的文化圣战的各种标志，都可以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建筑创新中看到，其中最显著、最成功的，无疑包括：议事亭前地作为一笔有特色的葡萄牙遗产的重建，教育当局决定保护葡萄牙语作为公立学校中的教学媒介（不管问题有多大），以及 即便暂时没有得到中国的同意 决定在1999年之前建造一座葡萄牙纪念碑。最后，那些长期逗留澳门的旅行者也不能不震惊于下面这个事实：葡萄牙人的存在，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有了明显的增长，至少是葡萄牙人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在这场运动中，就连海外的土生葡人也没有被忘记。
可是，在这最后的时刻，在一个本质上属于中国人的城市里，原本就微不足道的葡萄牙人的遗产又会留下什么呢？按理说，正是法治 葡萄牙－罗马法律体系，以及对这一体系的维护 为澳门独特性的长期持续提供了最强大的保证，正如在香港一样，对自治法律机构的维护，在仪式上被它的捍卫者们吹捧为这块前英属殖民地对未来的最好保证。尤其是，澳门市民，就像宗主国葡萄牙的公民一样，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和其他人权，正如特别参考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葡萄牙宪法中所概述的那样。另外，宪法还禁止刑事诉讼中的酷刑、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对待，以及使用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葡萄牙没有政治犯，而且，正如上文曾提到过的那样，葡萄牙和澳门都没有死刑。尤其是，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也得到了保证。正如上文指出过的那样，除了自我审查之外，澳门没有新闻出版审查。甚至不像香港，澳门的所有政治党派，像在葡萄牙一样，在主要的收看和收听时段，都有平等获得“天线时间”的法定权利。和平集会的自由得到了保证，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结社的权利或工人的权利都得到了利用(28)。问题的核心，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尤其是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解释。
